从历史上看,媒体产业经历急剧变化时,通常有三大要素起核心作用:新技术、监管以及内容。首先,新技术从广播、电视、录像机、卫星到有线电视,成为催生新市场的种子。
有吸引力市场的形成带来众多企业竞相进入,这必然引发所有权纠纷。为协调这些纠纷,政府介入,即监管由此产生。广播产业监管也是在同样脉络下诞生的。
通信与广播的领域划分已无意义
RCA于1926年设立广播电台NBC后,广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增加,频率混乱问题随之凸显。于是NBC向联邦政府要求分配频率,这正是广播领域出现所有权概念的契机。其结果是1927年制定了《广播法》(the Radio Act),并设立了作为监管机构、即今天联邦通信委员会(FCC,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前身的FRC(Federal Radio Commission)。
由此可见,政府的政策介入起到了建立市场秩序、形成自律运行机制的作用。最后,内容对媒体产业的市场扩张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以彩色电视为例,最早的彩色电视接收机出现在50年代中期,但彩色电视真正普及则是在60年代各广播机构全面实施彩色电视播出之后。由于彩色电视节目供应滞后,曾有长达10年的黑暗期。
在近来带来广播产业范式转变的IPTV上,媒体产业的三大动因依然发挥着力量。首先,随着互联网这一新技术的结合,电视穿上了双向性、多频道化、客户定制化播出的新衣。通过IPTV,用户可以在想要的时段挑选想看的内容,教育、电子商务、游戏等其他双向服务也成为可能。这是电视史上最大的变化之一。
原本仅是被动消费节目主体的观众,转变为更具主动性概念的消费者,广播的新商业模式受到关注。由此,对IPTV的市场前景也趋于乐观。主要市场调研机构争相给出预测:全球IPTV用户将从2005年的300万人左右,到2010年前后增长至10倍规模。可以说,广播新天地开启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这一时点上监管问题浮现,从过往媒体历史看并不算陌生。但问题在于,我国监管整合的阵痛过度推进,甚至到了逆市场自然流向的程度。
正如过去的案例所示,监管是为市场自律运行而进行最低限度秩序协调所必需的。美国、日本、欧洲等许多国家已经打破通信与广播的领域界限,全面放松监管。然而在我国,广播通信融合机构的框架都尚未出台,IPTV服务何时启动仍不明朗。
结束争论、发掘内容之时
事实上,从消费者立场看,区分IPTV是广播还是通信,就如同区分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一样没有多大意义。既然广播的形态已与过去不同,公益性的含义及其解释也应随之改变。
消费者已经通过互联网、数字设备等逐渐熟悉了变化了的媒体形态。如今应结束围绕IPTV的领域争夺式争论,整个业界应致力于发掘能够相互“双赢”的杀手级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