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99年首次推进与智利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时,连协定文草案该怎么拟都不知道。”这是韩美FTA韩方首席代表金宗勋近日在记者说明会上的发言。
金代表这番话是在强调韩国经过与新加坡、东盟(ASEAN)等的FTA谈判,如今已积累了相当的FTA能力时说出的。但与1985年与以色列签署FTA、1994年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FTA生效的自由贸易先锋美国相比,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暗示了“韩国的FTA推进能力究竟处于何种水平”这一疑问的答案。由于两国围绕FTA的经验差距极为明显,有评价认为本次谈判中相当多议题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而韩方对此接受得过于理所当然。
这种美国色彩的代表性例子包括:▦投资者对政府的起诉权 ▦是否接受美国的新金融服务 ▦一般服务领域禁止课加当地驻在义务 ▦投资领域禁止课加履行义务等。
尤其是首轮谈判前就已提出的承认“投资者-国家诉讼权”问题,争议正不断扩散。专家解释称,墨西哥、加拿大等在与美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承认了投资者对政府的起诉权,致使本国环境政策执行遭受巨大障碍。对此,通商交涉本部反驳称:“美国签署的大部分FTA都有相关条款,韩国与智利、新加坡等签署的FTA也曾纳入该条款”,据悉最终在首轮谈判中按草案达成了一致。
但翰林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教授崔泰旭反驳政府主张称:“承认投资者-国家诉讼权,连世界银行都将其归类为美式FTA的典型”,“欧盟并未将此类条款纳入FTA”。此外,针对政府“既然已纳入与智利、新加坡的FTA,纳入与美国的FTA也没有问题”的主张,崔教授指出:“这连FTA应根据对象国特性有所不同签署这一基本认识都置之不理”,“与智利、新加坡并无大问题的条款,在美国情况下可能成为严重问题,政府对此应当十分清楚”。
实际上在上周首轮谈判中,美方就该条款表示:“应使所有与投资者权利相关的争端都成为争端解决程序的对象”,谈判团一位核心人士透露美方“更进了一步”。美方的算盘是,凭借领先的法律服务,对可能存在歧视性因素的韩国国内监管或政策积极提出异议并使之争端化,从而诱导政府改变政策。澳大利亚将“投资者-国家诉讼权”视为代表性毒丸条款,动用全部谈判力量干脆将该条款排除在外,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新金融服务议题同样受到批评,认为这为压倒韩国金融机构的美方金融企业独占衍生品等新金融产品市场敞开了大门。一般服务领域禁止课加当地驻在义务,也是对美方更为有利的部分,因为竞争力领先的美资企业在韩国当地即使没有分公司、代理机构也能开展营业的机会要多得多。
部分人士对谈判团发出“亲美的经济、外交通商官僚在主动看美国脸色”这样带侮辱性的言论,也是因为FTA主要议题中深深渗透着美国方式。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表示:“通商交涉本部突然推进韩美FTA,研究不足是问题原因之一”,“政府内部也有不少意见认为需要明确检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