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网络技术急速发展,具备与既有广播媒体相当社会影响力的通信服务,以及具有与既有通信服务类似个别性的广播服务相继登场。
围绕这类中间领域服务的监管水平以及能否进入既有媒体市场,广播委员会与情报通信部一直事事对立。两机构政策混乱的结果,正如早已预见的那样出现了“双重监管”与“监管空白”,甚至已谈论到是否全面整合政策机关。
情报通信部与广播委员会事事对立
今后在讨论为提升广播政治独立性与通信经济效率而将政策机关一元化,或调整政策权限的问题时,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是否维持政策机关的会议体结构问题。
现行广播法将广播委员会构成为会议体结构。这是2000年组建作为“民主言论运动理念结晶”的广播委员会时,为提升政治独立性而选择的制度。尽管广播委员会委员选任程序与委员会结构存在诸多批评与改善必要,仍获得广播政治独立性正在逐步提升的评价,原因正在于基于朝野制衡与均衡的广播委员会结构。
相反,作为“情报通信革命的引领者”,情报通信部通过独任制行政部门结构实现高效政策决定与执行,为韩国在信息技术(IT)领域取得划时代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如上所述,独任制形态或委员会制各有优劣,难以轻易断言哪一方更优。因此今后处理机构整合问题时,应思考何为既能排除对广播的政治影响力与外部干涉、又能保障情报通信领域持续发展的最合理方案。
第二,广播与通信政策(振兴政策与监管政策)权限的归属问题。
对媒体的政策功能可分为振兴政策与监管政策,监管政策又可分为经济性监管与内容性监管。大多数政府部门由一个机关综合负责振兴政策与监管政策,并在其下设置振兴机构与监管机构,政府部门与下属机构处于上下关系。
在确定今后设立的整合机构权限时,应决定是将振兴政策权与监管政策权分别归属于不同机关,还是为提升政策一致性与效率而一元化为上位的政策决定机关与下位的政策执行机关。
第三,政策机关法律地位问题。若组建新的整合机构,该机构不仅管辖广播,还将管辖作为信息产业与IT全社会基础的通信领域。然而,若维持以广播独立性为由、未设与其他行政机关业务协作渠道的现行广播委员会式结构,却要求其处理需要高效迅速决定的通信行政,恐属勉强。因此,综合管辖广播与通信的机构是否应维持法律上无所属独立行政委员会形态,同样可成为重要议题。
一元化须以“国民共识”为基础
关于政策机构整合或权限重新划定,最后想指出的一点是,监管机构整合并非最终目标。当然,相关机构硬件层面的整合是重要的可见成果,整合讨论的结果也可能带来政府部门的大幅改编,因此利益相关方的关注集中于此是理所当然的。
但政策机关整合问题并非终极目的,只具有实现高效广播通信政策与国民福利的手段意义。因此政策机关是否一元化,并非刻不容缓的“应然”问题,而是基于国民共识的“选择”问题。
今后还有围绕总统任期重整与正副总统制引入的修宪问题、大选等紧迫的政治日程在等待。掐算留给我们的时间,心中只剩焦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