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与老龄化问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大多数国家的烦恼。因此各国纷纷提出解决方案,着手应对。
但结果各异。有些国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部分国家始终原地踏步。起点相似,终点却不同。为什么?
从由韩国保健福祉部、劳动部、产业资源部、预算处等12个部门组成的跨政府低生育老龄社会政策本部提出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草案中,可以大致推测出原因。
瑞典、芬兰、丹麦、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美国、加拿大等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经历了低生育率。但如今生育率已趋稳或正在回升。这些国家随着生育率趋稳,老年人口比例反而下降,人口老龄化进程也趋于平缓,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瑞典1985年总和生育率为1.7人,截至2003年仍保持这一趋势。
相反,曾保持高生育率的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德国、瑞士、奥地利、日本等国生育率正快速下滑。西班牙1985年总和生育率为1.6人,而截至2003年已骤降至1.3人。
各国出现如此相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是否营造了以两性平等为导向的家庭与社会文化基础。二是是否建立了能够支撑女性参与经济活动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支援体系与育儿基础设施。
与低生育率国家相比,高生育率国家将相对更多的财政资源集中投入到生育、育儿环境的改善上。
法国和瑞典分别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和2.9%投入到公共育儿基础建设,以及按子女数发放家庭津贴、生育奖金、父母休假、实行弹性工作制等有利于女性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家庭友好型环境营造政策上。
分析认为,重视育儿的社会责任、建立起让女性可以放心托付孩子的托育设施,也是提高生育率的一大因素。
瑞典以共同体意识为基础完善公共托育制度,无论父母是否结婚、有无财产,包括未婚妈妈、同居伴侣在内,都提供抚养新生儿所必需的社会服务。
考虑到生育女性大多在职的现实,瑞典不仅面向3岁以上幼儿,也持续扩大对0至3岁婴儿托育设施建设的政府支出。
美国在发达国家中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并维持较高生育率(2003年总和生育率2.04人)。其秘诀在于,美国树立了“抚养子女容易的社会”这一认知,并对在职已婚女性给予税制优惠,禁止在雇用和晋升上的歧视,从而保障女性参与经济活动。
相反,相对低生育率国家因未能摆脱家长制社会结构等传统家庭文化的桎梏,而在低生育率的泥潭中挣扎。可以说这是社会在变化而未能适当应对的结果。
在生育是国家不应介入的家庭领域、子女养育与家务的首要责任在家庭这一保守认知之下,男性负责生计、女性作为主妇专心抚养子女的传统家庭制度规范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结果,即便在家庭津贴等养育费用补助政策上投入大量财源,由于无法兼顾工作与育儿的社会氛围,女性依然回避生育。
随着女性高学历化和参与经济活动意愿增强,西班牙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从1990年的40.4%跃升至2000年的51.7%,但让女性能安心托付孩子的托育设施却严重不足。截至2000年,0至3岁婴儿的公共托育率,西班牙为5%,意大利6%,德国5%。
这是缺乏女性友好型政策所致的产物。
日本、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处境类似。
日本因低生育现象持续,人口老龄化迅速推进,截至2005年总人口已转为减少,2006年更在全球率先进入超老龄社会。
为此,日本接连推进“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新新天使计划”等低生育对策,但由于子女养育费用高、家庭内家务与育儿分担文化不足等家庭、社会结构变化未能跟上,未见明显成效。
生育女性重返劳动市场困难等就业不安、高额课外教育费、缺乏家庭友好型职场文化等问题叠加,加之国家支援微薄,因此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低于其他OECD国家,生育率也持续下滑。
台湾也自20世纪80年代起推进减免税制、发放育儿补助金、产前产后休假、医疗津贴、生育补助金等低生育对策,但因缺乏长期、综合视角而仅片面推进政策,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并不明确。
因此有观点指出,要提高生育率,迫切需要构建能让女性自我实现与结婚、生育、养育并行的社会结构,确立家庭、社会与国家共同生育和养育孩子的体系,并改善国民认知,营造两性平等、家庭友好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