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07

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陷阱”与政府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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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式着手应对低生育率与老龄化问题。

政府确定并公布了以今年至2010年这5年为期限的第一次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基本计划草案。该草案将在广泛征求民意后,于本月内由低生育率老龄社会委员会最终确定。

政府此次对策可以说是宣布了一场总体战。12个政府部门参与,可以认为能拿出的牌几乎都已拿出。

这也反映出,我国社会正以难以遏制的速度加速走向低生育率与老龄社会,由此产生的危机感在起作用。分析认为,若放任当前趋势,“老去的韩国”的衰退与没落早晚将成为现实。

但政府此次对策也暴露出不少漏洞。认为其不足以扭转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大势的看法也颇为普遍。甚至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怀疑论,围绕政策手段的部门间不协调声音亦有所显现。

◇ 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陷阱” = 去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08人。1993年为1.67人,2000年为1.47人,2002年为1.17人,2003年为1.19人,2004年为1.16人,每年大幅下降。

这不到全球平均2.69人的一半,也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1.56人的水平。

我国生育率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同样为低生育率拉响警报的日本为1.29人,情况远好于我国。

分析认为,传统家庭观、子女观的变化与“反生育环境”对这种低生育率产生了直接影响。

韩国保健福祉部与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低生育率老龄社会委员会的《2005年度全国结婚与生育动向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93.1%的未婚男性与88.7%的未婚女性表示“想生孩子”,但近一半人以子女养育、教育负担为由表示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与此相反,随着平均寿命延长,老年人口正在迅速膨胀。

一般而言,65岁以上老年人超过总人口7%即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老龄社会,超过20%则为超老龄社会。

我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18年进入老龄社会、2026年进入超老龄社会,但专家认为可能来得更早。无论如何,从老龄化社会到超老龄社会的过渡期约为26年。

老龄化速度相对较快的日本,这一期限也长达36年。据推算,德国需78年,美国需88年,法国需155年。由此可切实感受到我国老龄化的速度。

按当前趋势,到2050年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37.3%,超过日本(36.5%),成为世界最高水平。

专家担忧,随着婴儿潮一代(1955—1963年出生)进入老年,以及超低生育一代(2001年后出生)进入育龄,2020年以后老龄化将呈急剧加速态势。总人口也将以2020年的4996万人为顶点转入下行。

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带来的后续冲击超乎想象。首先,生产人口减少导致的经济实力受损不可避免。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老龄化导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幅度每年约为0.25—0.7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放缓显而易见,劳动力减少与老龄化造成的经济活力下降、增长潜力受损也难以避免。

老年人与年轻群体之间的“代际战争”是未来的炸弹。到2020年,5名劳动年龄人口须供养1名老人;到2040年,2人须负担1名老人。即便是养老保障骨干的韩国国民年金,也可能因后代的沉重负担与长期财政不稳而面临存续危机。

这种老龄化趋势若再叠加低生育率基调,其爆发力将翻倍。例如,投资过剩的学校与教员的结构调整、兵员减少导致的国防力量削弱等问题将立即成为现实议题。以外籍劳工替代劳动力、与儿童市场萎缩相反的银发产业扩张等,其影响波及所有领域。

◇ 政府对策的虚与实 = 政府此次草案在外形上属超大规模。全体政府部门参与,历时数月精心打造。

政府的目标是,先在2010年前构筑应对低生育率与老龄社会的基础,进而在2020年前实现生育率回升与对老龄社会的成功应对。

今后5年的推进课题大致分为三项:营造有利于生育与养育的环境、构筑提升老龄社会生活质量的基础、确保未来增长动力。仅将立即具体推进的政策课题就有70余项。

政府在制定此次草案时反复煞费苦心。去年9月低生育率与老龄社会基本法施行后,以总统为委员长的低生育率与老龄社会委员会成立,次月即10月在保健福祉部内设立了低生育率老龄社会政策本部。该本部由保健福祉部、劳动部、产业资源部、企划预算处等12个部门的公务员与民间专家参与,拟定了基本计划。各部门派遣的公务员成为相关部门间协商的渠道。通过研究委托,还有18家研究机构与学界60余名专家参与。

如此,此次政府草案规模庞大,也具有对此前官民间讨论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对策进行总结的性质。

但怀疑论也不少。特别是对于与老龄化现象存在关联的低生育率基调,政府内部也公开表示缺乏“扭转局面的牌”。

一位政府相关人士称:“低生育率老龄化对策一言以蔽之就是与‘钱’的战斗。”

每项政策都需要相当规模的财源,而有限的财源最终束缚了大胆的政策推进。

实际上,草案大部分仅停留在汇总各部门此前推进的政策的水平,原因也在此。新增预算项目极为薄弱,结果成了堆满成品的“百货店式陈列柜”。

此外,观察认为部门本位主义也有所显现。各部门早早分别单独发布低生育率与老龄化政策,结果使整体气势尽失。也有一些人质疑此举是否是“为5·31地方选举服务”。

正因如此,政府以此次对策为中心大力推进低生育率与老龄社会对策的构想,也不免给人失去向心力之感。

政府原本打算作为招牌政策推出的儿童津贴制、基本保育费制被剔除,也构成此次草案的局限。据悉,儿童津贴制遭女性部反对,基本保育费制遭保健福祉部反对。围绕今后5年各需近3万亿韩元财源的这些大规模项目的部门间矛盾,似乎导致了草案活力下降。

尤其是,对于政府以个别政策进行应对、而非对我国社会结构性矛盾进行根本改革的方式,怀疑之声颇为普遍。也就是说,没有为化解子女养育费与教育费而进行教育改革的权宜之计,无法扭转低生育率基调。

还有人指出,相较于进入低生育率与老龄社会的急剧速度,政府政策缺乏紧迫感。这源于一种担忧:若不及早出招决胜,可能面临无法治愈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后遗症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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