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忠告——“要培养韩国的比尔·盖茨,工会应把与防暴警察斗争的精力用于开拓海外市场”——句句在理。有必要仔细回味:引领新加坡繁荣的他,究竟是多么憋闷和惋惜,才会作出这样的忠告。或许有人会以“早已知晓”而一笑置之,但正因为我们在对策准备上有所疏忽,更应虚心接受他的指摘。
他长篇阐述的中国与印度崛起并非遥远之事。他指出,10至20年后将进入中国反过来对韩国投资的时代,而这种迹象已经显现。要克服这一局面,就必须不断开发中国无法追赶的新产业与新产品,但由于劳资矛盾、各种管制以及社会上的反企业情绪,企业即便积累了资金也在回避投资。
若这种企业环境得不到改善,就无法阻止企业外流,产业空心化势必发生。事实上,过去10年间韩国企业迁往中国已使21万个岗位消失。“工会一旦越线,不仅企业,连自身的岗位都可能动摇”——工会相关人士应郑重对待李前总理的这一忠告。到了反思头缠红巾、身穿马甲的强硬斗争方式的时候了。
李前总理把韩国成为发达国家最需要的东西列为“国民对韩国未来面貌达成共识最为重要”,原因也正在于此。方向未定、彷徨徘徊,两极化等矛盾却不断加深,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在中国、印度快速逼近、又背负统一这一重大课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照此下去行不通。
受高油价、韩元升值等影响,国内外企业环境日益恶化。政府、国民、企业应三位一体,开启新的挑战。既要培养人才,也要向风险投资产业等投入资本与人力,以获取高收益。为此,提高劳资关系的灵活性、化解社会反企业情绪的配套支持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