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大企业的L次长是记者的密切采访对象。她是五岁和三岁两个孩子的妈妈。最近她最大的烦恼是孩子的幼儿园。看看身边的公司同事和朋友,相当多人把孩子送进英语幼儿园,她为送不送而伤脑筋。
普通幼儿园学费一个季度70万~80万韩元,而英语幼儿园每月要交70万~100万韩元,即便是双薪家庭,负担也难免沉重。她向丈夫倾诉烦恼时,丈夫直摆手说这是什么话。L先说:“你去问问你公司同事都怎么做的。”第二天丈夫的回答意外简单:“看来还是得送。”
直到几年前,英语幼儿园还是江南部分高收入阶层才会送的课外教育,而如今现实是,它正无止境地扩大再生产,连一般中产家庭都要为送不送而烦恼。
上周,出生率跌至世界最低水平1.08人的报道让举国哗然,同时还有另一则引人注目的报道。根据十大集团旗下66家上市公司向韩国金融监督院提交的事业报告书,去年十大集团男性职员人数仅增长4.04%,而女性职员人数增长30.89%,增速比男性职员快7.64倍。
记者认为,这两个事例完整地包含了低出生率现象的根本原因。简单来想,低出生率现象归结为育儿和教育负担过重。
像我国这样育儿、托儿问题几乎没有制度支撑的情况下,职场女性看着人生前辈们的育儿或课外教育烦恼,并以此为反面教材(?),便走向不结婚、或即使结婚也不生孩子的方向。
低出生率现象以世界罕见的速度推进,而政府对策却仍像在捕风捉影,令人遗憾。每次公布低出生率统计,政府只是每年设立机构:2004年老龄化及未来社会委员会、2005年低出生率老龄社会委员会、2006年低出生率老龄化对策联席会议等。
低出生率问题早已超过单发性对策能奏效的阶段。需要在短期和中长期同时多方位推出多种政策,并应按低收入阶层、高学历中产阶层等不同对象讨论差别化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