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担忧,若国内制度改革相对于市场开放速度滞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签署带来的市场开放效果可能不及预期。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博士李时旭17日在韩美FTA民间对策委员会主办、于三成洞贸易中心举行的研讨会前散发的题为《韩美FTA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的主题发言中作出上述表示。
李博士指出:“韩美FTA的预期效果并非在签署FTA的同时自动实现”,“若相关国内制度改革相对于市场开放速度滞后,中长期的市场开放效果可能低于预期”。
他以墨西哥为例。
即2000年代以来墨西哥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成员国的贸易量增速放缓,是因为与市场开放相称的国内制度改革不足。
李博士还表示:“若不伴随对预计因FTA受损阶层的有效补偿和社会安全网建设,不仅市场开放本身会被推迟,还可能导致两极化加剧和社会矛盾”,并建议确立对受损阶层的补偿与支援体系。
李博士强调,若在缺乏长期目标设定和综合战略的情况下按个别国家提出谈判战略,可能因FTA之间的冲突而削弱国际竞争力,因此也需要制定具有一贯性的开放战略。
他接着表示:“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签署FTA,有可能阻碍成长前景产业的发展,并最终使我国经济特化为以低附加值产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应同时推进与中国或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发展中国家的FTA,不仅确保稳定市场,还应通过构建垂直分工体系争取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创造效果”。
李博士补充称,对美国经济依附加深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因此应通过与日本、中国等其他国家经济交流的多元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
他指出:“即使在2003年生效的韩日双边投资协定之后,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业绩也并未明显好转”,“为在韩美FTA签署后扩大外国人直接投资,还须同时推进外国人投资财产保护机制、国民待遇等多样的制度改革”。
此外,李博士预计,通过韩美FTA实现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附加值化,将有助于维持我国对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并扩大出口。
他分析称:“我国对华出口的70%是中国生产出口商品所需的零部件和半成品,中国的海外出口与我国的对华出口是互补性贸易结构”,“为使这种互补性得以持续,须强化零部件材料产业的竞争力,并有金融和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