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16

[转盘] 抵抗性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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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与中国政界、财界人士一同前往韩中企业共同推进国际产业园区建设的务安企业城现场。作为国会"企业城政策论坛"的干事,我曾就企业城法在政府部门之间、经济界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歧进行最终协调,并率先推动国会立法,因此访问企业城推进现场的感受格外不同。

近来围绕参与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争论纷纷,但既然把公共部门独家掌握的城市开发权限交给了企业,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海外企业,企业城法堪称参与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鼻祖。然而在察看务安企业城现场时,我谨慎地抱有一种期待:若一定要为那里命名,它也可能成为"抵抗性新自由主义"的现场。

置于新自由主义之前的"抵抗性"这一修饰语,正是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来作为我们民族精神主脉的抵抗性民族主义中的那个"抵抗性"。与其一味顺应并追随全球性新自由主义潮流,不如培育我们的生存能力,并将两极化等副作用与损害降至最低——把参与政府的这种应对称为抵抗性新自由主义,难道是错的吗?

我期待企业城能够体现这样一种抵抗性新自由主义的创造性治理:在全球经济体系下,通过促进自由企业投资为经济注入活力,同时化解顽固的地区间两极化。

包括部分在野党在内的参与政府批评者们说:"化解两极化是左派政策,南北和解合作是无视人权的对朝单方面输送,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是屈辱的对美外交。"每当那些自称在野党领导人的人抛出左派政府、亲朝势力、右派政策之类傲慢的评论时,我就先担忧起来:如果仍未摆脱头脑中观念枷锁的意识形态奴隶执掌国家,我们的未来将何等黯淡。

要领导一个国家,必须足够富有创意并面向未来。不能以指责他人的技巧来经营国家,那只会让国民不幸。在给参与政府冠上左派、右派之类陈旧观念词汇之前,我们应当再次思考像企业城这样的抵抗性新自由主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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