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围绕不良企业处理等问题的行贿丑闻等令人皱眉的新闻接连不断。
这并非新鲜事,但发生在“改革”已成为日常口号的当下,仍不免让人纳闷。尤其如韩国外换银行低价出售争议所显示的那样,当本应纠正错误的机构从业者被怀疑为共犯时,厌恶指数只能急剧上升。
也有一些人提出腐败未必全是坏事的悖论。理由是腐败已经组织化,只要向一处行贿,就能确实获得想要的结果。也就是说,行贿这一润滑剂缓解了官僚制的僵硬,使经济运转顺畅,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压缩式增长。这种观点认为,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后发工业国家就属于此类。
但这只是缺乏合理性的少数意见。腐败短期内也许有助于经济增长,但长期看会带来严重副作用。韩国经济的耀眼增长也不是靠腐败取得的,而应被视为在存在腐败的情况下仍然达成的。
腐败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企业的“路径依赖”和权力过度的“剩余价值”。
路径依赖是指一旦路径确定,由于惯性便难以改变轨道。意思是一旦通过行贿获得效果,就会反复同样的行为。而政界与官僚则成为腐败的稳定需求方。若再加上学缘、地缘、人脉,腐败的食物链结构就更加牢固。
腐败能被清除吗?并不容易。在权力剩余价值巨大的社会,出人头地与物质回报相互交织,不断再生产出腐败的诱惑。即使自称改革传道者的人,一旦戴上权力的袖标,也会轻易被纳入食物链结构。归根结底,最理想的对策是减少权力的剩余价值,并建立法律与制度机制,使企业无法通过违法行为期待对价回报。这比清除腐败的空话现实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