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到来时,“沙尘”也随之袭来,令人不适,引发咳嗽,并导致眼病、喉炎、咽炎、过敏、哮喘等疾病发作或加重。不仅如此,它还会堵塞正在发芽植物的气孔,妨碍其生长,也给动物、鸟类等生态环境带来压力。
观测标准与程序各国不同
直径0.1~50.0微米的细小沙尘颗粒会损害电子产品,造成不良品,并在电视画面上引起闪烁的“snow”现象。沙尘严重时会使飞机发动机出现异常,起降中止,不仅影响各类建筑施工,也波及包括商店和餐厅在内的旅游产业,导致客流稀少。
有估算认为,此类损失每年超过7万亿韩元。中国曾有因沙尘导致人员死亡的记录,但韩国尚未统计到直接的人员伤亡。浓重沙尘的危害给人类乃至自然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和财政损失,因此沙尘灾害无疑属于自然灾害,在法律上也应被定义并宣布为“自然灾害”之一。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在航空气象观测中,当沙尘造成的能见度障碍(能见度)在11公里(7英里)以下时,观测为沙尘暴或“沙尘”,能见度高于此则不作为沙尘处理。但蒙古的情况是,即使能见度为20~50公里、只是有浮尘时,也观测为沙尘。
中国将能见度1公里以下的沙尘暴观测为沙尘,能见度为1~10公里时观测为浮尘。日本则在肉眼观察沙尘浮动在约15公里以下时观测为沙尘(kosa);若致电其观测站询问依据何种理由和规定观测为沙尘,对方含糊其辞,难以给出明确答复。韩国同样在能见度18公里时也常观测为沙尘现象,由于沙尘对社会影响较大,约从7~8年前开始频繁进行沙尘观测。
朝鲜的情况是,直到约3年前几乎没有报告沙尘观测资料,但最近两年频繁报告沙尘现象的观测结果。因此在做沙尘统计时,近年的沙尘现象会被误读为突然增加。然而,从观测始终如一的蒙古和中国60年沙尘统计来看,沙尘发生一度增多,最近15年则呈减少趋势。
东亚5国的沙尘观测,除航空气象观测外,并未按照国际统一的观测规定和程序进行。例如,一个观测站报告观测到沙尘后,周边观测站也有跟着观测的倾向;某国观测站观测到沙尘现象,而越过国境的另一侧却没有沙尘报告。
正因为各国的沙尘观测规定和程序彼此不同,利用上风侧沙尘信息作出的沙尘预报,准确度必然大幅下降。因此,首先制定国际统一的沙尘定义、观测规定与程序是当务之急。4月7~9日发生的沙尘预报出现较大误差,也源于此。
浓度等统一国际规定亟待建立
另一方面,沙尘现象是否发生,即定性的观测与报告,目前各国都在进行。但沙尘的浓度,即沙尘在量上的物理化学数值测定,由各国韩国环境部下属机构进行,气象部门只测定大气物理学意义上的有无与流动。
因此无法得知戈壁沙漠产生的沙尘云浓度是10000微克/立方米还是低于该值,更何况在移动过程中尘粒扩散和沉降后究竟是3000还是5000微克/立方米,完全无法评估,因此位于下风侧的朝鲜半岛预报更加困难,目前只能依靠卫星图像评估大致推断。由于不了解发生地的土壤环境,沙尘的定量预报比雨雪降水量预报更为困难。
结束我们第一次“民族科学技术研讨会”后,本研究组于4月8日上午10时左右在平壤顺安机场登机时,能见度良好,达3~4公里以上;抵达北京的10时40分左右,能见度也与平壤相近。
然而,当我们于15时25分左右在仁川降落时,观测到位于北京和平壤下风侧的首尔、京畿道及忠清道一带因严重沙尘,能见度仅为500~1000米,这被评估为极为罕见的沙尘团从1000~3000米高空下沉至地面的案例。
中等规模的沙尘在发生地戈壁沙漠观测到浓度超过10000微克/立方米,沙尘云抵达北京时约为1000微克/立方米,登陆韩国中部地区后经扩散和沉降,浓度降至500微克/立方米以下。沙尘带状云经庆尚道和大韩海峡到达日本九州和本州时,浓度降至200~300微克/立方米以下。
然而,4月8日首尔和中部地区出现的高沙尘浓度,被分析为上风侧与下风侧数值出现倒置的案例,此次沙尘灾害充分说明了改进沙尘相关业务与推进研究开发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