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仅有传闻纷纷的外换银行出售过程中所牵涉的种种疑点,近来通过韩国监查院的审计正逐渐显露真相。
有疑问认为,为了通过例外规定,赋予在正常情况下不具备成为银行大股东资格的私募基金龙星(Lone Star)大股东资格,政府出面故意重新调整了外换银行的自有资本比率(BIS)。
龙星在外换银行尚未陷入不良、因而其本身也不可能成为大股东的时点就开始收购谈判这一事实,以及在龙星的大股东资格要件问题尚未完全确定之前,财政经济部长在接受外国通讯社采访时便发表将向龙星出售视为既定事实的言论等事件,令人怀疑这次出售是否事先经过协调。
前任财政经济部长们曾任职于参与出售过程的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顾问一事,虽不构成违法行为,但观感不佳。而且如部分人士推测的那样,若在出售前后有非法或半合法资金往来,那只能说这是我国最高经济官僚的道德破产宣告。
当然,究竟是谁做了什么事、谁有违法行为,将通过韩国监查院的审计以及随后的检方调查查明,因此此处无需也不应妄加推测。
然而,外换银行事件再次显示出现政府所具有的急躁症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效应,因此抛开相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或道德问题,这仍是一件值得再次思考的事件。
当被问及为何将外换银行出售给基本上不具备银行大股东资格的私募基金时,相关人员无一例外强调,当时除龙星别无选择。部分人士质疑他们是否真的努力寻找过具备资格要件的其他投资者,但在这一问题上也可以相信当事人的说法。
但他们为何未曾考虑追加投入公共资金这一选项?在难以找到合格外部投资者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担心外换银行破产会给经济带来巨大负面影响,那么即便再投入公共资金也本可以挽救外换银行。
当然,如此一说,相关人员会称在“公共资金早期回收”已是政府政策的情况下,追加投入公共资金纯属荒谬。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项公共资金早期回收政策。因为政府的目标应当是如何多收回一分公共资金,而不应是如何尽快收回。
鉴于龙星收购后外换银行股价上涨了5倍,若当时政府向外换银行追加投入公共资金使其正常化,再到如今出售,本可回收更多公共资金。
当然,可能会有人辩称当时未能预料到两年后外换银行会经营得如此之好,但也可反问:龙星能够预见未来,我国政府官员为何不能?归根结底,可以解释为正是因为必须尽快出售的强迫观念,才未能卖出应有的价格。
更大的问题是,外换银行的仓促出售并非孤立事件。外汇危机之后,在出售投入了公共资金的企业时,被“公共资金早期回收”的口号自我束缚、丧失谈判力而低价出售的事例,又何止一两次。
政府近来以政权命运为赌注推进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也是因急躁症而误事的好例子。姑且不论韩美FTA是否真正有利于我国的争论,政府在该谈判中的态度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由于美国行政部门可较少受国会制约缔结贸易协定的贸易促进权将于2007年6月到期,被谈判时限追赶的是美国。尽管如此,我方却主动表示要按美方的时间表进行谈判。不仅如此,还在谈判开始之前,就把银幕配额、带骨牛肉进口、药品价格核定等在谈判过程中本可成为重要资产的东西提前全部让出,然后才坐上谈判桌。
现政府为何如此深受急躁症之苦?是因为认为必须在自己任期内完成所有事情的单任制总统的焦虑吗?如果只是这一原因,倒还可以单纯看待。但如果在急速推进开放与民营化的过程中,有意以半合法甚至非法方式谋取私利的人正在为总统的急躁症煽风点火,那才真是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