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韩国这样信用社会基础设施如此完备的国家并不多见。银行交易的77%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金融处理,股票交易的63%通过互联网完成。不仅如此,无论购物还是在住宿场所结账,即便金额很小也不付现金而用卡结算,已日趋普遍。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自信地说韩国已经进入先进信用社会?遗憾的是,现实是我们无法有底气地对这一问题回答“是”。
金融债务违约者(信用不良者)达297万人,年度破产申请数反而增至3万9000件。国民所负债务的重量迟迟不见减轻,青年失业率依然高企,与此同时十几岁青少年和年轻群体的过度消费迹象仍未消失。此外,尽管此前为克服外汇危机、实现经济先进化付出了努力,部分企业的粉饰会计与道德风险同样没有消失。
这一点也清楚体现在:在国际透明组织(TI)公布的2005年腐败认知指数(CPI)中,韩国在158个受调查国家中仅列第40位。行贿指数(BPI)在21个国家中位列第18位,继俄罗斯、中国、台湾之后,被列为第四频繁行贿的国家。
这说明,尽管信用卡和网上银行等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也逼近世界前十,韩国仍无法跻身真正的先进信用社会之列。那么,阻挡我们走向先进信用社会的是什么?可以说,是因为我们社会缺乏真正的信用社会所应具备的“信任(trust)”。
弗朗西斯·福山曾说,“信任是决定一个国家福利与竞争力的社会资本”。即便不引用福山教授的定义,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我们社会属于“低信任国家”这一事实。若因逃税、不正、腐败而使信任基础崩塌,相互不信任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必然增加,而这一成本负担最终会像回旋镖一样回到全体国民身上。
要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成为胜者、进入我们所共同期盼的发达国家行列,就必须尽快迈向承诺必守、彼此信任的“高信任社会”。政府应在社会各领域建立更为透明公正的游戏规则和竞争舞台,消费者应量力而行、健康消费,企业应忠于企业伦理、追求透明经营。因为先进信用社会的森林,只有在信任的土壤上才能茂盛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