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02

[松岘专栏] 技术开发与基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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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不仅包括技术进步,还包括开拓新市场、改变商品供应方式等对经济造成冲击、引发变动并由此产生动态利润的一切契机。

自他强调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技术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成长的重要性以来,关于技术与增长的大量研究和理论发展相继展开。

在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直到上世纪70年代,将技术视为外生变量的外生增长理论一直是主流,但进入80年代后,出现了认为经济主体有意识地发展技术以刺激增长的内生增长理论。

早期的研究开发(R&D)被视为科学技术的一部分,关注点仅集中于纯粹领域。但近来则把R&D理解为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主体,并将重点放在技术产业化(R&BD)项目上。

R&D本身也在不断变化。第一代R&D是研究型R&D,如杜邦研究所发明尼龙;第二代是管理型R&D,通过项目管理追求业务效率。第三代是直到最近仍在使用的战略型R&D,即整合全公司战略的技术开发,发展为选择与集中的组合、技术路线图的引入与应用。第四代是90年代出现的创新型R&D,通过开创新市场和市场整合来开发价值创造型技术。第四代重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与技术产业化,英特尔、思科系统、微软、摩托罗拉、惠普等世界级企业均已采用。

根据去年5月科学技术部实施的“国家R&D成果利用相关问卷调查”结果,多数理工科从业者将国家R&D成果利用不足的最大原因归为“未考虑成果利用的研究实施方式(43.7%)”。受访者还指出:▦缺乏对成果利用的补偿(21.3%)▦技术交易市场不活跃(16.9%)▦成果的积累与管理不足(13.1%)▦技术与市场环境等的变化(5.0%)等。

关于将未利用技术产业化的对策,主张“支持产业化所需资金”的受访者最多,达47.1%,其后依次为▦培养产业化相关专业人才(23.2%)▦构建数据库等相关信息网(22.8%)▦举办展会、说明会等宣传支持(6.9%)等。

此外,为促进成果利用而理想的政府支持方式则包括:▦以实际开展研究的研究人员或研究机构为中心的支持方式 ▦以技术需求方企业为中心 ▦设立专门负责成果管理的机构等。

可见,要促进国家R&D成果的利用,最迫切的是构建从规划阶段到后续管理都以利用为出发点的“全周期成果导向研究管理体系”。

正如问卷结果所示,将R&D成果产业化的努力必不可少,为此必须伴随产学研的紧密合作与共同R&D,并从规划阶段起确立全周期的研究管理体系。

但在此有一点我们不可忽视。在近来关于R&D投资效率与成果改善的讨论中,实用化、商业化等词汇频繁出现,这也表明主张开发研究必要性的声音高于基础研究。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强调以改善成果为目的的开发研究必要性的现实,可能使针对基础研究的R&D投资萎缩。特别是在国家间技术竞争空前激烈的当下,迫切需要开发我国自有技术,而这只能通过基础研究来获得。

R&D投资的成果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应以耐心等待,使其能够持续推进。在R&D投资的绝对规模远不及发达国家的情况下,请记住:没有通过基础研究持续积累知识,就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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