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创业环境排名在155个国家中位列第97位,相较经济水平明显偏低。
另有观点指出,行政城市迁移未必带来人口分散,反而可能造成向京仁与庆北轴线中忠清以北地区人口集中加速的意外结果。
还有主张认为,出资总额限制制度等财阀监管因制度与运行不够严密,可能过度妨碍企业经营与投资,因此宜转为事后监管。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23日就创业监管、首都圈产业活动的选址监管、雇佣、
解雇及劳资关系监管、竞争政策、环境监管等与企业创业或生产活动相关的监管现状及改进课题,分5份报告予以发布。
◇创业环境全球第97位 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委员金光熙在《创业监管现状与监管改革方向》报告中表示,世界银行以全球155个国家为对象调查非制造业创业环境排名,结果显示韩国位列第97位。
以2004年为准,在首尔创办股份公司形态企业需经过12个环节,耗时22天,费用为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5.2%即2195美元。
韩国创业环境劣于经合组织平均的6个环节、19天、人均国民总收入的6.5%,创业环节甚至多于全部155个受调查国家平均的9个环节。
另一方面,涉及建设工厂的制造业创业,相关监管多达328项。
金研究委员指出:“创业所需行政程序监管应尽可能提高效率”,“相反,环境监管之类的社会性监管应限于确有必要的必需监管,并提升监管质量”。
◇担忧行政城市迁移造成忠清以北人口集中 圣公会大学教授李相哲指出:“行政城市迁移未必带来人口分散,反而可能造成向京仁与庆北轴线中忠清以北地区人口集中加速的意外结果。”
李教授强调,人口过密问题并非仅以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的格局展开,若从全国视角处理过密问题,就必须考虑多种变量。
他特别说明,2000年时,占全国面积11.7%的首都圈集中了46.3%的人口,且以高速公路为轴的周边地区人口集中进一步加剧。
实际上,京仁、京釜高速公路大田以北地区出入口10公里范围面积仅占全国的4%,却聚集了38.6%的人口,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4516人,约为首都圈的2.5倍。
此外,李教授指出,1986至2000年首都圈制造企业增长率为98.6%,与全国平均(95.6%)相近,而忠清道则高达200%,说明包括工厂总量制在内的首都圈选址监管也在诱发首都圈外延扩张的效果。
他还补充称,2003年首都圈制造企业平均员工数仅为10人,大规模工厂新建、扩建监管也导致首都圈制造企业趋于零细化。
李教授表示,现行首都圈选址监管难以视为解决首都圈过密、缩小地区差距的最佳政策,并强调有必要在大框架下重新审视首都圈监管等区域均衡发展政策。
他同时提出,为引导引领知识基础经济的创新型企业积极创业与孵化,应优先改善针对创业中小企业的监管。
◇非正规职内部也在分化 KDI研究委员金容成分析称:“事业场规模越小,非正规职比例越高,与正规职的工资差距也越大”,“在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两极化的同时,非正规职劳动者之间也出现分化”。
他分析,按企业规模看,4人以下事业场非正规职比重达50%,工资仅为正规职的48%;而300人以上事业场非正规职比重不足20%,工资为正规职的62%。
金委员表示,化解劳动现场矛盾、实现劳动市场整合的非正规职对策十分紧迫,而同工同酬原则在实际适用中与理论不同、困难颇多,因此应先改善福利部门的差距,逐步消除工资差距。
他还提出,对不当解雇应引入经济性处罚权,取代国际上并无先例的刑事处罚;对受害劳动者的救济也可新设金钱补偿制度,取代复职。
他还指出,应整理集体解雇或个别解雇的程序与规定,并研究工会专职人员工资由劳资临时共同负担的方案。
◇财阀监管应改为事后监管 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郑仁石在《为提高投资效率的竞争政策改进方案》报告中主张:“现行竞争政策制度与运行在逻辑上不够严密,可能过度妨碍企业经营与投资”,“将出资总额限制制度等事前性财阀监管转为事后监管更为可取”。
郑教授表示:“循环持股、债务保证、金融系列公司行使表决权等提高了反竞争行为的可能性,但难以断定行为本身即反社会,有时也有助于增进社会福利。”
他据此表示:“对于像滥用市场支配力、不当共同行为那样经事后分析评估判定违法性的反竞争行为一样,成为财阀监管对象的行为也应运用事后监管。”
他还指出:“政府设定为财阀理想所有治理结构的控股公司体制,并无理论与实证保证其绩效优于既有结构”,“若政府以企业透明性为政策目标,发展决策机制及企业内外部监督制度更为有效”。
他补充称:“市内电话与手机等通信市场基于僵化且不经济逻辑的费率监管妨碍了企业投资激励”,“应使监管方式先进化,将对企业行为的禁止限定于损害福利的情形”。
◇环境事件致企业市场价值下跌9.7%……比发达国家更敏感 汉阳大学教授洪钟浩在《环境监管与企业活动》报告中表示,韩国股票市场对企业环境信息的反应比发达国家更敏感。
洪教授解释,韩国因环境事件导致的企业平均市场价值下跌率为9.7%,远高于1%左右的美国和1~2%的加拿大,与4~15%的阿根廷、智利、墨西哥、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较为相似。
他据此主张,与直接的环境监管相比,更有必要实行公开污染排放量等企业环境管理信息的强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影响企业市场价值,为企业改善环境绩效提供诱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