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指出,韩国历届政权都在执政初期把监管改革作为重点推进,待经济好转便不再关注,经济转差时又把放宽监管当作景气活化对策之一,如此反复。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先任研究委员薛光彦22日在《对韩国监管改革的批判性回顾》报告中表示,考察了从正式启动放宽监管政策的第五共和国到参与政府时期的监管改革努力与成果后,得出上述分析。
薛委员说:“这种现象反复出现,是因为把本应视为促进竞争、强化竞争力、提升国民生活质量的监管改革目标,混淆为解决企业困难或刺激景气的手段。”
他说:“因此,只有经济波及效果较小的行政程序性监管成为主要改革对象,而准入、价格监管、经营领域限制等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和消费者福利的重要监管,则被政治逻辑遮蔽,未得到充分研究。”
他还表示:“如果为了景气活化而不加区分地接受企业放宽监管的要求,可能像信用卡公司不良事态那样留下巨大后遗症,市场经济顺畅运作所需的政府作用应当继续。”
他主张:“为此,需要政府的专业性和协调利害关系的能力,以及能在法律上支撑监管改革的具体制度;为提高对监管改革的切身感受,改善监管质量与减少监管数量同样重要。”
他对卢武铉政府的监管改革表示“因仍在进行中而无法评价”,但同时分析称“与前几届政权相比,执政初期推进监管改革的力度以及受监管主体的关注度都有所减弱”。
他把整治成块监管、改善对国民有实质影响的公社、协会等准公共机构的监管、以质为主的监管合理化列为本届政府监管改革的积极面,但指出监管改革方案的后续措施不足,国民对监管改革的切身感受较低是问题所在。
他介绍说,对金大中政府而言,执政初期在数量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但监管改革委员会等缺乏专业性、行政业绩主义式的做法、监管改革切身感受低等被视为问题。
他评价称,金泳三政府促成了放宽监管的具体组织并让民间专家参与监管改革,这是积极的,但把监管改革等同于放宽监管,或理解为为景气活化而进行的行政程序简化,因而存在局限。
薛研究委员表示,第五共和国的放宽监管施策试图以宏观政策解决各产业部门的监管,效果不大;第六共和国推进了分行业放宽监管,但缺乏长期目标和愿景,只以为业绩而挖掘案件数量为主推进。
KDI先任研究委员车文中与副研究委员安相勋在《发达国家监管政策的动向与启示》报告中指出:“发达国家的监管状况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整体有所改善,韩国的监管指数(0~6)也从1998年的2.5显著改善至2003年的1.5,但仍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他们担忧地表示:“若延迟监管改革,可能损害增长能力。”
崇实大学教授金日中在《先进化的监管改革》报告中说:“要实现先进的监管改革,必须纠正把监管改革误解为解决企业苦衷或废除监管的看法”,“应结合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构建最优的控制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