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正在变成“举报者共和国”。原因在于,不仅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连公共机构都在竞相引入举报奖金制度。目前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各类举报奖金制度多达60余项。
“土地举报”(土地)、“手机举报”(手机)、“垃圾举报”(垃圾)、“选举举报”(选举),甚至连“大米举报”(进口大米)都已出现。奖金少的只有几万韩元,但像医疗保险虚假申报或选举犯罪那样,最高可达3000万韩元至5亿韩元。
用市民的力量净化监管难以触及的阴暗角落,这一意图可以理解。举报精神也可以说是市民的一种高素质。但正如去年在全州出现了大量举报违法丢弃垃圾的专业垃圾举报人所显示的,副作用也不小。助长市民之间的互不信任是最普遍的副作用。
例如,要证明住宅违法转卖或违反土地交易许可制,就必须为了了解居住与迁入情况而调取居民登记簿誊本或土地登记册等。此外,要举报一次性塑料袋或纸杯的违法丢弃,就得用偷拍相机在未经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拍摄其面部或录下声音。这等于在助长另一种违法行为。为了世界杯而在2001年引入、2003年废止的“交通违法举报”制度,就是因过度助长不信任感而消失的举报制度滥用的典型案例。
因此,举报制度应在最大限度运用公权力之后才最后引入。在落后的秩序意识和不切实际的制度依然如故的情况下,仅靠对违法举报发放奖金来阻止违法行为是有限度的。包括交通违法举报在内的各种举报制度最终未能成功,原因也在此。
如果不能无限扩大举报奖金制度,那就只会进一步加深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归根结底,对于让市民监视市民、方便行政的举报制度,应最大限度加以节制。同时,还需要多方面努力提升市民的守法意识,并大幅放宽不必要的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