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标准”一词在韩国国内开始被大量使用,是从外汇危机之后开始的。作为以政府为主导推动惨烈的企业结构调整和金融业并购风潮的依据与基准,“发达国家水平的,或国际上可接受的水平”之意被浓缩进了这个简短的词语。
在企业领域,最能概括全球标准的,被认为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9年提出的《企业治理结构指南》(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这一原则于2004年经过一次修订,其中包含以下条款:▦企业治理结构应能激活透明而高效的市场,并应有相应法律加以规范 ▦企业治理结构应保护股东权利,并使股东权利得以实现 ▦无论小股东还是外国股东都应受到公平对待,并应存在针对股东权利受侵害的有效纠正措施。
对这些看似极为理所当然的原则,各机构的解释各不相同。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常引用该条款作为需要延续出资总额限制的依据。然而大企业或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等也引用该条款反驳称,对企业的各种管制不符合全球标准。原则相同,但在“方法论”上统一标准依然模糊。
从经历了外汇危机后在美国资本单方面独大之下展开的新韩—朝兴、韩亚—首尔、友利—LG证券等整合,以及渣打—第一等金融机构间“合纵连横”的金融界立场来看,“全球标准”这个词本身就令人痛彻。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金钟年指出:“在金融业,有力量的标准(Power standard)就是国际标准”,“美国式模式被理解为国际标准是事实”。现代经济研究院经济本部长柳炳圭也表示:“主导全球化的国家是美国,因此可以视为对美国式经济制度或体系的默示共识。”
意味着金融业务跨行业整合的美国式模式,其开端被认为是1999年废除银行与证券业务领域限制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ramm-Leach-Bliley Act)等。但在外汇银行收购过程中引发争议的国际清算银行(BIS)自有资本比率设定等具体数值层面,争议依然存在。
在KT&G事件后成为关注焦点的企业间敌意并购领域,究竟何种水平才算全球标准也引发争论。财政经济部等部分政策当局主张“现有的经营权防御手段已符合全球标准的程度”,而也有人认为需要追加手段。
金融研究院研究委员金东焕解释称:“像美国规定可禁止外国资本收购国家战略产业的《埃克森—弗洛里奥法》这种程度,算是国际标准水平”,“但并购防御手段也因各国情况不同,惯例和规定全然有别,很难明确提出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