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将胡锦涛总书记的“三农政策”作为新的国政指标,并决定积极推进落实。大幅增加对农民、农业、农村的政府投资以提高增收机会,划时代地减轻各种税负,并大幅增加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在内的社会间接资本投资等,全力振兴农业的意志与规划十分充分。
事实上,此前在中国经济耀眼高速增长的阴影下,农业部门作为低工资、低物价政策的牺牲品,相对严重落后并被边缘化。农村社会整体的绝对恶劣状况使农村居民踏上非法的弃农进城之路,城市因饱和而痛苦,农村相对荒废,农民的不满不断高涨。这已是历代中国王朝走向灭亡的新版农民起义的一步之前的状态。
中国领导层似乎判断,让七成以上农村居民暂时留在农村、同时扩大各种投资与机会的三农政策更为经济、效率更高。在开始改革开放政策的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转向重视农民、农业、农村的政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从韩国式经济发展史中重新认识到自己一直追随的“朴正熙模式”,即出口主导工业化政策的局限。朴正熙之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落入了他不朽功绩——不均衡增长论所设下的陷阱。
不久前历时7年取得迟来博士学位的农村公社社长安钟云,其学位论文分析称,农民离农进城引发各种城市投资,其成本比让农民留在农村、继续支持其从事农业高出19倍。首尔等韩国城市环境已达极限,无论代入何种指标都说明这一分析是妥当的。
现在,哪怕是为了既有的城市居民,也是该要求政府着手农村教育、医疗、福利、文化、社会间接资本以及生产、加工、流通领域等整体性的农民、农业、农村振兴的时候了。所谓先进国家,指的是农村与城市在生产及生活条件上差别不大的国家。
不要因为担心中国追赶上来而抢先推进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做出如同“乌龙球”一般的错误举动,而应首先加紧推行提高作为国家与民族形成基础的农业与农村生活质量的政策。以当前农山渔村各处学校关门、医疗福利服务缩减、文化、历史、传统正在关闭的农村与农业现状,没有资格谈先进化。
茶山丁若镛早在呈给君王的文章(农政疏)中说:“大抵农业不如商业获利,不如工业便利,不如士人受人礼遇。然而若无天、地、人三才相合支撑的生命产业,城市民生、国家主权、国土环境的保全都无法维持。
国家理应厚待帮助农业使其有利可图(厚农),使农事便于耕作(便农),并将农民提升为堂堂正正的公益功能履行者(上农)”,如此建言三农政策。我认为,如今中国在高速经济增长中途强调三农政策,正是本能地领悟了茶山这种治国哲学的结果。
要开创好国家、真正好的世界,至少我们这一代必须能够守住以下几项原则。首先,要无愧于祖先地精心耕护这片向后代借用的山河与田地,珍惜地延续生命;农民与劳动者、工商业者要按付出的努力与劳动得到相应待遇,共同富裕;天、地、人合一,充足地生产适合体质而安全的食物。
农民保障城市居民的健康与生命,城市消费者保障农民的生活,农业也要活、出口企业也要活,国际收支也要精细地取得平衡,至少主粮(大米)要放心地自给自足,以此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无论生活在农山渔村何处,都应像城市人一样均衡享受教育、医疗、福利、文化的惠及;要在祖辈世代的传统与文化艺术基础上智慧地绽放城市文化,成为温故而知新的国家。
政界人士、知识分子、企业家、媒体人都应懂得认识并尊重农业多方面的公益功能,共享智慧生活的共同体意识,以免现在与未来的生存权受到跨国越境企业的威胁。
唯有如此,才能称参与政府为好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