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营利性医疗法人,源自以允许外资设立营利法人医疗机构、允许其诊疗本国人以及不适用当然指定制为核心的《经济自由区域特别法》,该法于2004年12月在仁川松岛地区生效。此后该特别法扩展为包含医疗机构开设特例(草案)的《济州特别自治道法》,在社会各阶层引发赞成与反对的争论。
特别是最近总统卢武铉的施政演说以及经济部门财政经济部频繁提及允许营利性医疗法人的正当性,作为国民一员,我认为由此产生的副作用极为严重。政府以促进民间资本对医疗部门的投资、提升医疗产业的创新与效率、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创造保健医疗部门就业等为正当性依据,主张应尽早引入。加之财政经济部还以每年海外就医费用高达1万亿韩元这类毫无根据的统计,为允许营利法人的正当性粉饰名义。
允许营利性医疗法人并非仅限于仁川松岛“经济自由区域”等地的外资医疗法人,而是以允许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医院设立营利性医疗法人为开端,进而带来民间医疗保险活跃化、替代公共保险型民间医疗保险引入可能性增大、废除疗养机构当然指定制等,我认为这最终是动摇公共保险即健康保险制度根基的危险构想。
允许营利性医疗法人后,医院将把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高目标,因而回避低收入阶层的诊疗,并为获取利润而开发非保险领域的医疗服务,导致整体医疗费用上升,进而使医疗服务质量下降,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不仅无助于克服当前我国面临的社会两极分化,反而将以低收入阶层的健康为抵押,造成严重的医疗两极分化,孕育出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恶性循环固化的严重社会“癌症”。
国民的幸福追求权可从多样的社会需求中寻得,但国民对健康的需求是绝对至关重要的需求,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政府当局在允许营利性医疗法人之前,须再一次对这一命题进行深刻反省,这才是减少国民抵触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