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26

[松现专栏] 中国高速增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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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说“致富是光荣的事”。如今中国的百万富翁人数是韩国的四倍以上,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从1991年到199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2.2%。此后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接近10%的增长率。但尽管取得如此耀眼的经济增长,中国并非经济的“에덴乐园”。中国经济的问题有可能引发社会政治层面的不稳定。

首先,在经济繁荣的同时,潜在的通货紧缩正成为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因担忧通胀而加息,中国却在担心通缩。当然,引发通缩的一些原因是可取的。中国劳动者掌握新技术并受到良好培训,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产生了通缩压力。但产能过剩同样是加大物价下行压力的因素。

例如,钢铁、铝企业林立过多,使中国成为这些金属的净出口国,并影响到世界金属价格。民营部门规模虽小于政府主导部门,但对生产率提升贡献最大,增长也最快。随着民营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生产率提高有望压低物价上涨压力。

中国是从塑料玩具到手机什么都生产的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但其他天然资源不足。为满足海外对工业制品的需求,中国必须进口大量资源。中国进口全球铜的20%、全球铝的21%、煤炭的30%、水泥的45%。这里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在资源使用上非常低效。例如,中国政府将汽油价格控制在比全球平均水平低40%的水平。由于价格被人为压低,中国经济正在浪费从海外进口的大量资源。中国政府正试图放松价格管制,但提价也可能造成社会问题。

水资源及大气污染带来的成本也十分巨大。正如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松花江污染事故所显示的,中国的环境污染不仅影响本国国民,也影响邻国国民的健康。

收入不均扩大是中国的另一个问题。任何经济体都必须在增长与收入平等之间保持平衡。在数十年强调增长之后,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糟糕的收入分配结构。富裕层与贫困层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有人会基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期待就业稳步增加。但不幸的是,中国的就业增长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有人称之为“中国的无就业增长”。如上所述,民营部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实现更多产出。资本支出与技术进步也是无就业增长的另一原因。

作为中国经济恐龙的国有企业无法与效率高得多的外国企业竞争。随着国有企业亏损扩大,中国政府关闭了部分国有企业,就业岗位因而不断减少。由于中国国内相当多的岗位处于政府部门,为维持全球竞争力,岗位消减将无限期持续。此外,估计有2000万至3000万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失业率不断攀升。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发放许可证来减缓人口大迁移的速度,但贫困的佃农仍持续迁往城市。农村百姓十分清楚,与拥有好车和漂亮公寓的城市亲戚相比,自己的处境有多么恶劣。

中国胡锦涛政府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政治问题十分清楚。除了收入不均加剧,腐败丑闻激增、国有企业裁员等也招致国民不满。中国政府为应对这些风险,正尝试建设和谐社会。胡主席尤其在农村地区为肃清官僚腐败付出诸多努力。基层地方官员选举等民主程序也已引入。在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对佃农和部分城市劳动者等经济上落后的弱者也给予了特别关注。对贫困层减免了税收,补助也有所增加。然而,扭转民心并非易事。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正在增加。经济弱势群体的社会不安今后将进一步加大。

中国政府正关注社会正义是政策核心这一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放松了政治控制。相反,北京当局对政治不满的神经质反应有所增加,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挑战现状者都会受到严惩。

对中国政府而言,高速经济增长是容易的事。中国面临的更艰难课题是经济的均衡增长与收入分配、社会正义以及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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