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12

[时论] 放宽首都圈管制 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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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抑制人口过度向首都圈集中为名义、持续30多年的首都圈管制,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只是不断制造副作用。最近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调查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调查结果显示,位于首都圈的大企业工厂中,有三分之一计划在首都圈追加设厂。但由于过度的首都圈管制,投资计划无法顺利执行,被推迟的投资金额高达4万9453亿1100万韩元,被推迟的工厂规模达45万3151坪。这是首都圈管制政策不符合时代条件所导致的现象。

针对首都圈的产业布局管制,把制造业视为典型的引发人口集中的设施,认为限制工厂选址自然会带来就业人数减少和人口减少。但统计显示,过去10年间首都圈工厂数量有所增加,员工雇佣反而减少了约1万人。

这意味着首都圈制造业已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通过工厂自动化实现的资本密集型。也就是说,制造业不再是引发人口集中的因素。实际上首都圈的人口增长并非源于制造业,而是源于金融、批发零售等服务业的就业增加。尽管如此,仍想通过抑制制造业选址来控制首都圈人口,是不合时代的想法。此外,通过抑制首都圈集中来实现区域均衡开发,在封闭经济下是可行的政策目标,但在当今开放经济下则是不现实的方案。

于是,首都圈管制政策反而暴露出始料未及的副作用。抑制人口集中这一最初的政策目标没有实现,反而引发了未登记工厂滥生、首都圈平面扩张、规划体系混乱等各种副作用。

例如,在首都圈的区位优势依然强大的条件下,禁止在首都圈地区设厂的管制政策,结果必然伴随诱发小规模工厂非法选址的副作用。其结果是,仅首尔就有1.1万余家、仁川1800余家、京畿道1万余家,首都圈地区合计约2万家未登记工厂无序散布。这些未登记工厂暴露出引发交通拥堵、加重环境污染、诱发外籍劳动者非法滞留等各种问题。

为何首都圈选址管制政策未能实现原本的政策目标,却只培育了副作用?那是因为采用了错误的政策。出于生存本能只能追求效率的企业,对首都圈分散或国土均衡开发之类的社会价值并无兴趣。因此,限制企业选址或强制分散的政策,反而会削弱企业的投资意愿或使其错失投资时机,引发看不见的社会成本。

那么,解决首都圈问题的正确选择是什么?那不是企业的分散,而是政府活动的分散。均衡发展之类的社会价值是公共部门而非民间部门的责任。因此,政府活动的迁移,是政府为实现其最基本职责——公平价值,直接出面解决问题,从而提高民间部门效率并达成均衡发展这一社会价值的一举两得的政策手段。英国、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公共部门迁移解决大城市集中问题,原因也正在此。

如今正在从区域均衡开发层面推进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大规模迁往地方,这正是废除企业选址管制最合适的时机。把选址选择的自由还给企业,才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创造的最确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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