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12

[松现专栏] “军事作战式”的韩美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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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民主主义”指的是“正当程序(due process)”。若加上“参与”这一前缀,则可以说是在利害关系当事方参与下,经过正当讨论过程的决策程序。

在民主主义发源国英国等欧美社会,依据3C原则的决策过程被视为不成文法。即参照常识(Common sense)作出判断,经过对话与讨论(Conference)得出精炼意见,若仍不可行则拟出妥协(Compromise)方案。

本月2日,标榜参与民主主义的我国政府一天之内草草了事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启动宣言,既非民主主义,也非参与政府,而是“官僚主义行政”的典型。一天之内召开听证会,尽管听证会流产,当天仍在对外经济长官会议上匆忙确定启动谈判,次日(日期上仍为2月2日)上午两国通商谈判代表在美国国会大厦正式宣布谈判启动。

参与政府一再强调的“先对策后谈判”不知去向,谈判尚未开始便先行公布了银幕配额削减50%和恢复进口口蹄疫发生地区牛肉的政策。等于是举着白旗走上谈判桌。由此推断,不必等到明年3月谈判结束,其结果已显而易见。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谈判正在推进之际,却像被追赶一样推进损害大、实益小的韩美FTA,其背景怎么看都很奇怪。

如此缺乏民主协商与监督程序的现行通商谈判程序,以及机构与权限的集中现象,源于上届政权政府组织的失败。韩中大蒜谈判失败、错误的韩智FTA谈判以及WTO大米重启谈判失败等,政府推进的每一次通商谈判都引发风波、制造大量受害者。助推社会两极化的根本原因,正内在于通商谈判组织的失败。

这是草率地仅在形式上模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将全权集中于通商交涉本部的结果。对于必须展开攻势型通商外交的美国这样的国家,直属总统的强大贸易代表办公室是合适的。但对于与美国不同、拥有薄弱产业结构和关税结构的多数国家,尤其是像我国这样只能进行守势通商谈判的情况,应将谈判权限分配给相关部门,由各部门通过与利害当事方的充分对话,事先协商并推进预期损失的对策。

在当前这样的谈判体制下,反而只有美国、中国、欧盟(EU)等强国以及国内大企业能获益。在美国国会的游说人士和国际通商界中,广泛流传着“与韩国的通商谈判,只要搞定青瓦台和主流媒体,其余便一路顺畅”的私语。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通商交涉本部缺乏利害当事方的参与与协商体制,只有上意下达体制。2004年组成了咨询委员会,但中小企业、劳工界、农业界、艺术界、市民团体代表均未被纳入,连事后补救式的会议在过去两年里也只召开了两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整个谈判期间都充分反映利害当事方的意见来进行交涉。

甚至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农产品出口跨国企业的代表还担任了美国政府谈判代表。在我国,只有大企业或经济团体的influence得以传达,而受损产业阶层的主张则被贬为集团利己主义。主客颠倒的谈判体制自然招致受害阶层的反对示威与冲突。加之交涉本部隶属外交通商部,组织成员更青睐海外外交官职位,而非无实惠又麻烦的谈判职位,致使交涉本部的人事更替最为频繁。

若真要为国家利益妥善进行通商谈判,根本上应像美国那样,由国民的代议机关国会掌握通商交涉权,并根据事案在一定期限内向行政部门授予快速谈判权(TPA)。行政部门的谈判权限也应相当程度地分散到相关部门去推进。

通商交涉本部忠实履行支援、协调各部门品目谈判的角色才是可取的。并且应像美国那样,在谈判启动前以及签署谈判结果前各90天通报国会并接受咨询,使之成为主权在民、国益在民的谈判程序。至少应尽快立法通过由民主劳动党议员权永吉等41名议员共同提议的、以在国务总理之下组成通商委员会并保障利害当事方参与为核心的“通商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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