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06

[转盘] 检警之争60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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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以后持续的检方与警方势力之争,一直在揣摩绝对权力意图的同时以忠诚竞争的形式暗中进行,双方各自搬出种种法理论、外国案例和历史考证作为自身主张的依据而相互冲突。

美军政原封不动地沿用日本殖民时期的警察,成为警察制度畸形化和检警纷争的根本原因;正如1954年制定《刑事诉讼法》时国会速记记录所载,纷争的种子在于所谓因警察素质不足而提出的“为时过早论”——“从理论上说,总有一天应当把‘警察负责侦查’‘检方负责起诉’分开,但现在应把侦查权和起诉权都赋予可以信赖的检方”,这一论调延续至今。

回顾解放以后检警主导权之争的历史:李承晚政权时期的“警察国家”→朴正熙军事政权时期的“检方得势期”→全斗焕政权时期凭借“全敬焕”而占上风的警察→以“朴哲彦”为象征的卢泰愚政权时期“检察共和国”→在文人化的金泳三、金大中政府之下检方仍占优势,检警之间的矛盾始终在水面下暗燃。

参与政府成立后,依照卢武铉总统“司法改革”和“去权力化”的意志,构建民主控制检方体系的工作却陷入漂流,与此同时检方如“脱缰之马”,彻底保护自身组织,以只属于自己的“口味与尺度”,俨然自视为唯一的“正义使徒”,甚至走到了挥舞无所不为的扭曲权力的地步。过去检方无视“人权拥护者”的角色,大量制造政治检察官而“沦为权力的婢女”,警察也与地方豪强形成勾结关系,成为“腐败的温床”,凌驾于国民之上,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如今检方与警方的改革已成为不容再推迟的国民课题。应在保障国民“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层面上,确立检警关系,使二者相互制衡、达成均衡的“对等合作关系”。

检警侦查权调整的方向,应当是在市民社会和司法机关客观冷静的监督与控制之下,进行“善意的竞争”而非“检警之间的纷争”,从而为社会安宁、国民权利保护和正义的实现作出贡献。

如今媒体、政界和市民社会也应摆脱“检警争饭碗”这种陈腐的各打五十大板态度,纠正过去独裁权力“以力量支配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错误历史扭曲的检警关系,把他们复位到并非权力、而是开放的“市民社会监督与控制”之中。确立“侦查归警察”“起诉归检方”的发达国家型检警关系,正是当年种下纷争种子的国会应当承担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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