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提出,由于服兵役这一服务未获支付工资,由此产生的机会成本也应计入韩国的租税负担率。
亚洲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玄振权2日下午在国会预算决算特别委员会举办的“为低出生率社会安全网改革的财政、租税政策方向座谈会”前公布的发表资料中主张:“在讨论韩国的租税负担水平时,不应采取无视支出、仅通过国际比较来引导政策方向的做法。”
他介绍说:“一般通过租税负担率来评价民间的负担水平,但政府转嫁给民间的负担除税收之外还存在多种形态”,“有些政府活动实质上构成民间负担,却未在会计上体现,这被称为‘地下政府’(underground government)。”
他说,其中包括估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3.2%的企业准租税,而通过对公共服务实行价格管制而形成的公营企业负债最终也须以税金解决,因此长期来看仍是国民的负担。
他还表示,韩国国防制度为义务制,服兵役这一服务未获支付工资,而这种机会成本由各人自行承担,整体机会成本也是国民的负担,因此若要与发达国家比较,这些负担也应纳入其中。
他主张:“适当的租税负担率水平,取决于以税收形成的政府财源向国民提供多大程度的便益”,“不考虑支出带来的便益,而以最优概念来看待税负水平,是不科学的做法。”
他还表示,适当的财政规模通常以相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财政规模衡量,但韩国因韩国国民年金给付支出尚未正式开始,迄今按年度计算的财政规模偏低,若以长期会计标准看则完全可能得出不同结论,因此这也不是可取的方法。
关于租税政策,他表示:“过去在封闭经济下,租税政策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世界经济开放化,收入再分配功能已大幅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建议,不要将租税政策作为改善分配结构的政策手段,而应使用支出政策。”
因此他强调,租税政策的基本方向不应强调公平性,而应通过确保透明性来实现纵向及横向公平性和税收保障。
具体而言,他说在所得税方面,有必要通过确保透明性提高对事业所得和转让所得的税负,作为相应的诱导措施,有必要废除增值税的课税特例制度,并将一户一住宅的转让所得税免税转为所得扣除。
关于法人税制,他表示随着世界经济开放化推进,通过法人税确保税收的功能逐渐减弱,因此应将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加以利用,而非用于确保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