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韩国正深受极度意识形态分裂之苦。所幸如今已归结为科学家良心问题,但黄禹锡教授事件在初期也曾呈现左右意识形态对立的态势,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立更为严重。从对过去经济增长的评价,到对过去经济体制的理解、当下所需的政策,以及今后应走的道路,都存在巨大的意见对立。然而在这种对立中,无论左右,大多数人都同意一个命题:韩国过去几乎没有技术创新,而是通过投资实现了增长,而这一模式不适合当今这样的“知识基础经济”时代,因此必须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体制。
按照这一命题,外汇危机之后韩国投资急剧下滑也不太值得担心。因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而非投资。过去或许投资很多,但其生产率低下,因此即便少投资一些,只要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也能实现与过去同样的增长。
然而这种主张从其根基上的理论开始就有问题。作为该主张基础的新古典派经济增长理论,其基本假设是可以将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与技术进步(即所谓“要素生产率提高”)分离开来,而这并不现实。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大部分技术都体现在机器或其他设备之中,因此没有投资也能发生的技术进步极其有限。
即便只看那些以要素投入增加与技术进步可以分离为前提的实证研究,韩国也不是仅靠投资实现增长的国家,而是按国际标准实现了快速技术进步的国家。虽然还不能说经济整体已经先进化,但韩国拥有相当多的自主技术。从美国专利局近期的统计来看,韩国虽然过度集中于信息技术(IT)领域,但专利取得数量位居世界第4至第6位。此外,韩国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自主开发了汽车发动机的国家。
当然,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引用与此相反的统计资料,因预言“东亚奇迹的终结”而著名,但他所引用的资料在学界其实属于“少数意见”。大多数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韩国是技术进步相对较快的国家。特别是根据克鲁格曼引用的一篇论文,刚果、孟加拉国、埃及等国的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速度高于韩国,那么难道要得出这些国家比韩国实现了“质量更好”的经济发展的结论吗?这是难以认同的说法。
当然,上述内容并不是说没有设备投资就绝对不可能发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使用同样的工厂和机器,通过改善生产方式或强化工人培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率。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新技术要带来生产率提高进而带来经济增长,就必须体现在机器或其他设备之中。浦项集团从设立初期就能与外国知名钢铁企业竞争,当然有补贴、保护性关税等政府强力支持之功,但最重要的是引进了新日本制铁虽已开发、却因现有高炉寿命未尽而未能实际使用的技术,并通过大胆投资将其应用于新高炉。
根据韩国银行的资料,80年代中期以后至外汇危机时期曾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13%~14%水平的设备投资,受外汇危机影响在1998年降至8.4%,2000年一度回升至12.8%,此后持续下降为11%(2001年)、10.4%(2002年)、9.6%(2003年)、9.2%(2004年)、9.0%(截至2005年9月)。与过去相比设备投资下降了30%以上,且看不到恢复迹象。若只是小幅的设备投资减少,或许可以用未体现在设备上的技术创新来弥补,但要通过这种技术创新弥补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减少是不可能的。
不能再依赖“如今是不需要投资的知识基础经济时代”这一便利命题,对投资不振问题掉以轻心。因为没有投资就没有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