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左右的增长、创造35万至40万个就业岗位、设备投资增长6%左右。这是政府提出的2006年经济展望的基本蓝图。
在尚未真正启动的情况下,将其评价为“玫瑰色展望”似乎为时过早。但考虑到消费与投资并未明显复苏,可以认为其中含有相当多的泡沫。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客座教授左承熙表示:“各领域日益加深的两极分化,以及出口增长却无法带动投资与消费的现象,同样是结构性利空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若高油价、高利率、韩元升值等新的三高全面显现,局面可能比去年更为艰难。”
若要按政府当初的目标引领经济,企业的作用最为重要。但企业目前正静静观望。左教授指出:“经济不是靠命令就能办成的”,“尤其是管制往往扭曲市场经济的流向。”因此企业一致认为,实现2万美元收入的第一道关口就是放宽管制。管制与不确定性一起构成束缚企业的镣铐。
◇经济领域行政管制多达4383件=截至2002年,与经济相关的行政管制多达4383件。
有不少意见指出,相较于企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度,管制的数量过多,且僵化到过分的程度。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经济调查本部长李承哲表示:“企业本质上希望做大”,“营业收入或利润每年递减的企业只能丧失存在价值。”
政府革新的核心风向标之一就是放宽管制。历届政府一有机会便高呼放宽管制,但放宽管制的体感指数依然处于低位。据韩国盖洛普去年11月发布的《管制改革体感度调查结果》,对参与政府管制改革成果表示“满意”的仅有37.9%,对迅速后续措施的满意度仅为15.3%。
左承熙教授表示:“官治经济源于官方过度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设计最优的资源配置”,“参与政府似乎也陷入了同样的陷阱。”
◇说一套、做一套的放宽管制=财政经济部次官补金石东去年11月表示:“将以远高于上世纪80年代英国推行的‘金融大爆炸’的力度推进金融改革。”但真正意义上打破银行、保险、证券等各金融领域隔墙的金融大爆炸已然落空。政府自2003年起讨论这一问题近两年,最终得出维持金融专业主义的结论。
反而强化管制的法案也接连出现。政府与执政党正推动在国会通过的《关于金融产业结构改善的法律》(金产法)修正案便是代表性事例。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权顺宇担忧地表示:“若修改金产法,很可能引发对国内企业的逆向歧视争议,相关企业由于并购(M&A)威胁只能采取保守的经营形态。”建设交通部与国土研究院去年12月提出的第三次首都圈整备计划,也被评价为在工厂新建、扩建限制等企业管制的大框架未变的情况下,仅停留于对公共机构迁出地区的“补偿”层面。
◇另一层面的管制——“反企业情绪”=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最近以全国3000名20岁以上成年男女为对象的调查结果,半数以上受访者期待通过增长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但对作为增长主体的企业却反感强烈。
李承哲本部长表示:“对企业的负面情绪迫使企业在每件事上支付更多成本。”即便以正当方式和程序收购特定企业,为避免引起特惠争议等无谓误解,往往也不得不支付高于预期的价格。李本部长尤其指出,中小学经济相关教科书中助长反企业情绪的内容增多也是问题。据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去年9月发布的《2006年营商环境报告》,韩国的民营企业活动环境被评为第27位,低于泰国(第20位)和马来西亚(第21位)。民营企业活动环境不佳的背景中,除管制之外,反企业情绪也不容忽视。
◇应通过放宽管制为企业松绑=回看去年韩国经济的成绩单,增长、就业、收入均未达预期。有观点认为,近期景气低迷是因为政府对企业投资与扩大雇佣的市场机制过度介入或管制,这一说法正获得说服力。
若要将韩国建成东北亚金融枢纽,首先必须大胆改善各种扼住金融部门喉咙的管制。此外,既已决定将公共机构分散、迁往全国,就应允许企业在首都圈新建、扩建工厂,以此作为景气复苏的杠杆。尤其有观点指出,既然通过引入集体诉讼制度确立了对企业经营行为的事后问责依据,那么像堵住新增投资的出资总额限制这类事前且根本性的投资封锁装置,就应立即废除,而不是等到两三年后。
权顺宇研究员建议:“政府的管制改革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将各种事前管制改为事后监督方式,并把出资管制的例外许可、劳动者派遣行业限制等列举许可行为的正面清单体系,转变为只列举禁止行为的负面清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