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社会的裂痕正日益扩大。
在地区矛盾依然存在的同时,围绕国策项目、私立学校法修订等各项议题,社会分成蓝军和白军互相刀锋相对。执政党开放国民党将“社会整合型市场经济”、“一个民族共同体”作为新纲领采纳,反过来恰恰印证了我们社会的对立与矛盾鸿沟有多深。
为何出现这种现象?答案在于忽视了最简单的“原则的力量”。这是在制定法律与制度时,无视凝聚共识这一基本框架,由“想在短期内成就某事的急躁”造成的结果。如此一来,妥协与调解的文化连萌芽都看不到,这就是现实。
追求“出成绩”的做法体现在法令上。为了做出些看得见的成果而不断制定新法令,法令总数已接近4000件。考虑到我国总人口为4725万人,相当于1件法令支配1万人。
韩国经济研究院经济本部长许赞国警告称:“把社会共识往后推,先制定并执行法律,以后在下位法令中修改就行的想法十分普遍”,“如此一来,甚至出现了下位法令即施行令、施行细则使上位母法形同虚设的现象”。
◇不谋求共识而是“先干起来看” = 围绕修订后的私学法的矛盾、围绕劳资政大妥协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展开的对立、看待新万金等国策项目的相反视角、围绕行政城市和创新城市在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之间以及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矛盾,为何产生?
一位要求匿名的法律专家解释背景称:“因为政府认为当前状况有很大问题、必须在短期内修正,而不是追求社会整体共识”,“如此一来,每个议题都自然形成对立结构”。
韩国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赵成峰也表示:“从目前的氛围看,出于担心什么会出错,与其谋求共识,事先加以管制的氛围十分浓厚”,“政府像家长式的一家之主一样想把所有事都做了,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劳资政大妥协可作一例。专家们指出,在现行体系下让劳资双方寻找共赢之路本身就勉为其难。问题在于急于让发达国家历经数十年才完成的社会协商体系落地。
LG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李哲龙指出:“在没有像样的代表劳动者的政党,民主劳总、韩国劳总等的代表性也薄弱的状态下,即便达成妥协,能影响到下层工会吗”,“本应设定符合当前情况的议题,却想一次解决所有问题”。专家们解释称,私学法、教育改革、行政城市等各项议题情况也并无不同。
◇法律万能主义,政治苟合愈演愈烈 = “先干起来看”的思维原封不动地反映在法令上。参与政府上台以来新制定的法律达100件。由此,包括施行令、施行细则等下位法令在内,目前法令总数已达4000件。
问题是,在共识未能充分形成的状态下制定法律,苟合之门反而更宽了。政府一位高层人士坦言立法过程:“比起听证会等共识过程,为应对日后在国会的修改,以强硬口径制定法律一直是惯例”。
这位人士表示:“针对在野党的修改要求,内部事先准备新方案的情况也不少”,“偶尔在野党不予回应、法律按政府原案通过时,反而会令人担心”。一句话,现实是比起反映社会共识的制度与法律,更多考虑政治共识。如此一来,各类听证会实际上沦为形式要件。
◇法令4000件,守法精神却愈发薄弱 = 由于法律与制度本身带有这种根本性问题,我国国民也不畏惧法律。即便进行暴力示威,随之而来的管制也很微弱。卖了不良食品,只要那阵子过去就完事。公务员做错事处罚也轻。贪污腐败、酒后驾车,一到8·15光复节等时候便必定获得赦免。
虽然生活在法律与制度泛滥的时代,守法精神却无处可寻。许赞国本部长解释称:“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对既有的法律与制度进行强有力、恰当的执行”。他还解释称,由于在制定法律与制度的过程中没有恰当经历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国民自身便渗入了守法与否皆可的观念。
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经济论坛、透明国际等国际机构与团体对我们的评价中可以清楚看出。贸易大国排名第12位的韩国,但在国家廉洁度、劳资问题、公共部门腐败程度等方面,却记录着与之不相称的成绩。
更为严重的是,因缺乏社会共识、以变通方式诞生的法律与制度所引发的当下局面,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致命打击。三星经济研究所研究委员金善彬强调:“如果矛盾解决体系不能确立,连迈向韩国经济复兴的经济改革课题也将被埋没在社会矛盾的陷阱中”,“这很有可能导致低增长格局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