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黄禹锡教授今年发表的《科学》杂志论文被查明系造假,学界提出,不仅黄教授个人存在问题,韩国科学界整体的研究环境以及政府的科技政策也存在问题。
尤其有批评认为,政府只对“能赚钱”的实用性研究“全部押注”,从而助推了此次事件。
◇口口声声谈钱,轻视基础研究
有人指出,政府与社会只强调实用性研究、产学合作与效率,相对轻视基础研究,是此次事件的一个原因。
支持资源全部倾向实用研究领域,基础研究人员被挤到一边,便容易产生夸大研究的产业成果的诱惑。
黄教授把距实用化还有诸多阶段的干细胞研究宣传成好像近期就能用于患者治疗,也与这一背景不无关系。
延世大学医学院教授徐活指出:“政府多数部门只对产学合作课题提供研究经费,或对产学合作研究给予加分,重点支持实用性研究,基础研究学者因此被边缘化。”
徐教授表示:“只有把研究产业化才能拿到研究经费,而且金额大得多,学者自然会被那边吸引”,“克隆研究目前还完全处于基础水平,可见产业化、实用化的压力有多大,才使黄教授连患者登记都受理了”。
管理国内微生物资源的国家指定微生物据点银行行长李连姬(首尔女子大学教授)表示:“在国家层面管理研究用材料的国内31家国家指定研究材料银行,每家每年的支持资金仅为1亿韩元”,“对基础研究基础设施的支持如此吝啬,却只支持部分轰动性项目,这是有问题的”。
李教授批评说:“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研究不会马上带来收益,但基础打牢后做研究才会带来产业成果;跳过基础只盯着之后的环节,才会发生像黄教授事件这样的事。”
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生命科学系教授林大植强调:“基础科学并非某些有意义、其他无关紧要,而是作为基础体力整体上都有意义”,“研究也可能失败,因此比起眼前的成果,积累基础更为重要”。
林教授表示:“黄教授的研究被政府内部少数人过度包装,相对而言研究经费大量流向那一边,这是事实”,“如果在绘制国家科技政策路线图的过程中,科学家或熟悉科学的人士积极参与,朝正确方向达成共识,就不会出现政府内少数人左右政策的失误,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
◇让多数人被边缘化的“集中倾斜”式支持
学者们指出,政府支持以“选择与集中”为名义只集中于特定研究课题和研究者,也会使多数研究者被边缘化,结果可能助长研究成果注水。
首尔一所私立大学的教授表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研究经费以个人研究者为中心提供;危机之后把研究课题大规模打包并大额支持,支持出现偏重,有实力却被边缘化的研究者非常多。”
这位教授吐露心声说:“政府提出选择与集中,但科学并不是那样发展的”,“获得支持的课题太少,太多‘大笔资金’虚浮地流动,科学家苦恼的不是科学而是如何拿到资金,这是可悲的现实”。
徐活教授表示:“特别是未来增长动力十大课题,一旦确定就会连续获得10年支持,完全无法对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作出反馈”,“政府不是帮助研究,而是要主导研究,结果教授们追着研究经费跑,也会像黄教授那样走极端”。
◇需要自我验证与批评体系
内部人士难以向外界通报研究问题或提出质疑的学界氛围,也被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关于黄教授论文造假的首次举报流向了电视台而非学界,由此有观点认为,学界应具备接受内部举报的体系与氛围。
生命科学专业的李某教授指出:“国外的学校或研究机构设有负责研究诚信(integrity)的委员会等机构,可以处理这类问题。”
李教授补充说:“在我们这里,学界内部人士举报几乎就会成为‘背叛者’,但在科学上,把错的说成错的很重要”,“有必要在学校或学会等设立研究诚信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