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禹锡教授实验室的霉菌污染事故成为围绕定制型干细胞争论的核心焦点,疑问不断扩散。
随着黄教授正式宣布今年1月9日6个干细胞因突发霉菌污染事故而死亡,干细胞是否实际存在本身成为焦点,加之事故当时黄教授未经正式渠道的“异常汇报”以及政府的消极应对,事态甚至演变为“政府责任论”。
霉菌污染事故通常发生在更换培养液或分离胚胎干细胞的瞬间,研究员手上等附着的霉菌进入所致,在所有环节都可能发生。
一般而言,细胞培养等经验不足的初级研究员的疏忽偶尔会导致此类事故,但专家认为这并非如某些主张所说的常见事故。
考虑到政府投入天文数字研究经费的干细胞研究项目的重要性以及黄教授研究团队的专业性,这正是该事故显得难以理解的原因所在。
此外,首尔大学本馆与临时建筑实验室在同一时期发生霉菌污染事故,也被指出是难以解释之处。因为要发生此类事故,必须出现同一时期将被霉菌污染的同一培养液转移到不同地点的情况。
同时,一旦建立干细胞系,为防范污染事故,通常应在第2~3代制作用于冷冻保存的“存货(Stock)”,这一通行惯例被忽视的部分也难以理解。
有指出称,考虑到这既是核心国家研究项目,又是以在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为目标的重大项目,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事情。
此外,有观察指出,将如此重大的事故绕开为该项目提供预算支持的科学技术部,仅口头汇报给有个人“交情”的青瓦台科学技术辅佐官朴基荣,随后数日后又以“实验室部分污染事故”向副总理兼科技部长官吴明口头汇报,这一点也难以理解。
考虑到历经艰辛努力和关注才正常培养的干细胞因霉菌污染全部消亡的严重情况,疑问依然未解。
同时,接到严重事故汇报的朴辅佐官的应对,也被视为极其简单的措施。
在首尔大学生命工程研究楼建成之前协助寻找(实验室)替代空间,之后黄教授方面在首尔大学内准备了替代空间,并亲自前往查看防污染设施状况,这便是后续对策的全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