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应保护国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机关却带头侵犯国民隐私,这一事实被揭露后,前国家情报院院长被拘留等史无前例的事态随之发生。而且最近前国家情报院次长自杀,围绕非法窃听事件的疑云进一步加剧。
对此,不仅政界,连前总统也表明了看法。金大中前总统的秘书官崔庆焕将两位国家情报院院长被拘留与姜祯求教授事件相比,道出心声称“这是违背公平性的事情”。崔秘书官表示,“否认大韩民国的人,(韩国法务部长官)甚至动用指挥权使其不被拘留,而守护了大韩民国的人却被拘留了”。开放国民党方面则不满地表示,“安全企划部时期的‘非法窃听始祖犯罪’在街上大摇大摆,金大中时期的‘惯例犯罪’却被拘留了”。
开放国民党更进一步,宋永吉议员等12名律师出身的国会议员表示将为两位国家情报院院长辩护。青瓦台虽未提出正式立场,但通过青瓦台一位相关人士之口传出这样的说法:“真正的非法窃听‘始祖’们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在大道上招摇过市,却对这两人申请了拘留令,这让人不得不思考公平性问题。”
大国家党院内代表姜在涉当天在党职人员会议上就前次长自杀事件表示,“对与窃听事件有关的各种不幸事件致以诚挚哀悼”,并称“不应止于单纯的非法窃听调查,应借此机会着手对国家情报院进行根本性改编”。
上述反应证明,与非法监听有关的调查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都是重要事实。因此,对非法监听的调查必须彻底依照合法程序进行,不得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目前仅处于对两位前国家情报院院长实施拘留的阶段。当然,尽管相关个人及担忧其影响的一方存在预判相关措施而提前应对的一面,但应认识到这只是整个侦查程序的开端。各侦查阶段所需的要件会分阶段审查,若存在拘留事由则予以拘留并推进调查,进而衔接到下一阶段。
关于与其他案件之间的公平性,争议颇多。但若逐一审视各个案件,便可知与各拘留事由相关的情形存在巨大差异。此外,过去非法监听相关的公平性问题也源于时效制度这一法律界限。负责侦查的检察机关若超越法律要件与界限进行调查,则构成另一种对公平性的侵害。若换位思考,设想自己涉及隐秘私生活等的通话内容被非法窃听,对前国家情报院院长被拘留的看法或许就会不同。检察机关一旦正式展开对非法监听的调查,相关真相自会在相应程度上得以查明。在此过程中,政界只需通过宪法和国民赋予自身的手段提出意见或采取措施即可。
非法监听无论公平性争议如何,都是破坏大韩民国秩序的违法举措。如果是有监听必要的情报机关,就应通过法官签发的令状等合法程序进行。若想到过去因非法监听导致我们的民主主义退步、产生众多受害者的事实,就必须对此进行彻底调查,而且在该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的独立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得到保障。
在一个组织的发展中,负面因素必须被清除。若对此犹豫或忽视,该组织便没有未来。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国家这一庞大组织,为了更好的未来,不仅是看得见的因素,连看不见的负面因素也必须清除。近来进行的历史清算也与此相关联,应视为为了更加进步的未来而必经的成长之痛,并合法、确实地加以处理。
以此次事件为契机,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应重生为受到国民信赖与爱护的机关。也应记住,真正的改革往往通过业务革新而非人事更迭取得成功。即便主张与附近违法停放的车辆之间的公平性,自己的违法停车行为也不会因此得到宽恕。不过,如果在自己违法停车的证据资料中发现了一同被拍下的前车的闭路电视照片,或许在公平性层面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