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场必须以身体阻挡集会和示威的义务警察之间,农民示威被认为是最想避开的示威。
这意味着它比其他团体的示威持续时间更长、危险性更高。
警方相关人士也坦言:“农民示威是各地聚集而来、连中央执行部都无法控制的‘橄榄球’”,并称“部分人在示威前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喝酒,情绪激动后很容易变得过激,镇压起来十分困难”。
事实上,去年2月韩智利自由贸易协定(FTA)批准案在国会通过前后,农民团体的反对集会相当“激烈”。最近,15日在汝矣岛举行的反对大米协商批准案集会上,警方与农民双方伤者多达数百人,冲突十分严重。
从必须阻止过激示威的警方立场看,农民只能是“重点关注”对象。
在下月香港即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之前,有报道称香港当局正处于紧张状态。
据部分媒体报道,香港警方高层人士获得约1500名韩国农民将入境举行反对会议示威的“情报”,专程来访韩国警方,甚至“对标学习”阻止韩国农民示威的方法。
记者虽未亲赴香港确认,但也听到国内媒体报道称,当地担忧韩国农民示威队伍发生暴力事件,为大规模逮捕而腾空监狱,并用胶水把人行道砖块粘牢等,做了万全准备。
如果外国警方都紧张到这种程度,韩国农民便不再只是“农民”,而足以跻身国际“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之列。
据说前往香港的不仅有韩国农民,还有数千名国际反全球化团体成员入境,那么为何偏偏韩国农民成了标靶?
韩国农民是否真的过激、暴力到足以被外国警方乃至国内媒体当作国际“足球流氓”看待,有必要重新审视。
在现场采访农民示威时,固然如警方所言,也能看到处于“失控状态”的醉酒农民,但在其他示威中感受不到的那种“心酸”,沉沉压在心头一角。
他们是韩国社会急速工业化的受害者,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也没有政府为他们准备过令人痛快的对策。
连农活都撂下、赶到首尔国会前的满脸皱纹的农民,一边向“如同自己子女”的义务警察投石、挥舞长竿,一边自己也被打。
这已不是示威,简直是“泄愤”的程度。
据说暴力会相互激化。“警方和农民谁先动手”、“哪一方伤得更多”都是次要问题。政府是否根据经验抱有“只要是农民示威就必须从源头封锁”的“成见”呢?
此外,农民每年涌上首尔街头、高速公路,反复出现“过激行为”,若归结为农民的“本性与气质”问题,似乎缺乏说服力。
脑中萦绕的只是一个难解的问题:“把韩国农民变成国际足球流氓或问题儿童的元凶,究竟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