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个月前,时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韩德洙曾就投资低迷现象把矛头指向企业。
他直言,企业称因监管和政策不透明而无法投资,但这只是借口,应反思是否因企业自身找不到盈利模式等意志不足所致。在韩副总理看来,企业或许令人失望和不满。明明急需激活投资,企业却不想投资,一有经济团体会议等机会就归咎于监管、推脱退缩。
连外国人都指出的监管弊害
韩副总理的指摘在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实际上,与企业人士见面时,不少人会吐露心声:投资是该做,但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去处。不过,把企业提出的监管问题当作借口一笔抹去,却难以认同。因为外资企业也在说同样的话。
不妨看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的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们对韩国投资环境所说的话。他们表示韩国很有可能成为信息技术(IT)、生命工程的枢纽,对在韩投资颇感兴趣,但也没有忘记对投资环境提出批评。
“本应由市场决定的事项,在韩国因市民团体、国会、政府等干预严重,投资决策困难”“亟需通过监管改革和提升市场准入等按市场原理营造国际化环境”“减少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强化监管职能”“需要具有一贯性和透明度的劳资政策”等等……也就是说,由于政府过度监管、政界和市民团体干预市场、(劳资关系及政策的)不透明等原因,难以放心投资。
连外资企业都提出监管问题,反证了国内企业诉苦监管之难绝非习惯性的老调或借口。当然,不可否认外国人的指摘中包含着他们自身的利害关系。即便如此,也不能听过就算。外资企业在出资总额限制、经济自由区内设厂时不适用首都圈监管等方面,相对国内企业受到优待。即便如此他们仍指出监管带来的不便,那国内企业的困难又该有多大。这不能以借口一语否定。
没有投资的增长只是海市蜃楼
我国经济的核心课题是扩大民间企业投资与创造就业岗位。当前经济困难最直接的原因是内需低迷,但追根溯源,症结在于投资不振。投资不畅,像样的就业岗位就不增加,就业状况恶化带来收入减少,进而导致消费能力下降。所幸近来消费心理和内需有所抬头,景气呈现复苏势头。问题是投资不振依然如故。没有投资扩大,景气复苏必然存在局限。
当然,投资的就业效应已不如从前。这是IT发展、自动化带来的省力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推进所致。但就就业而言,没有比扩大投资更有效的手段。政府为创造就业岗位投入了巨额预算却收效不大,这一点很有启示意义。
投资不振从中长期看也会给经济留下严重后遗症。增长潜力减弱,持续增长变得困难。这正是民间部门扩大投资极为迫切的原因。
解决投资不振的办法,反而可以从韩副总理对企业的责问中找到。本就难以找到投资去处,若投资环境还险峻,那么不仅无法实施投资,恐怕连念头都不敢有,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该放宽和改善哪些监管、如何去做,此前已提出过无数次,无需再多言。
财政经济部近来新设了放宽监管改革委员会。总理室已有同样的委员会却又设机构,这等于说政府放宽监管的努力与其说法相反,只是在打转。希望财政经济部的这一委员会不要仅仅成为又一个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