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近期多家媒体所报道,继违反自2005年1月1日起生效的《生命伦理法》的卵子买卖事件之后,美国匹兹堡大学夏腾教授就伦理问题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诸多疑虑与争议。在社会各界就干细胞研究中卵子采集过程的伦理问题、乃至提出一些我甚至不愿再次提及的荒谬主张的情况下,我站在这里,是为了坦诚地向国民全面说明本院米兹梅迪医院与黄禹锡教授研究的相关情况,并请求大家的理解。
◇制作干细胞的动机与经过
本院米兹梅迪医院早在2000年,就已在获得不孕患者事先同意的情况下,接受其妊娠后剩余的冷冻胚胎,并由剩余胚胎制作出干细胞加以保存。制作的目的在于,干细胞是能够生成我们身体所有组织的细胞,因此期待它能用于医学发展以及多个领域细胞治疗剂的开发研究。
该胚胎干细胞是当时全球6个中心的22种细胞株之一,我已将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登记,并获得美国NIH提供的50万美元研究经费,正在进行研究。2002年下半年,在黄禹锡教授、首尔大学医学院妇产科文信容教授以及我本人的三方会谈中,我们商定,在韩国也要尝试进行治疗性克隆(Therapeutic Cloning),这是全球医生与科学家尽管多次尝试却长期未能成功、用于治疗疑难病患者的技术。
各位都是在自身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和卓越见识的人士。黄教授通过动物克隆积累了国内最多的核移植经验,文教授则是国内首次成功实施试管婴儿的生殖医学权威。
我们拥有干细胞提取技术。
我认为,国内各领域专家的这种合作,是在实验过程中最大限度减少宝贵人类卵子损耗的最佳途径。
接受黄教授的请求后真正着手研究时,作为研究对象的卵子供应并不容易。要成功实现治疗性克隆,成熟而新鲜的卵子是必不可少的,但很难获得足够的卵子捐赠。为了凑足研究所需的数量,只能以一定程度的补偿为前提接受卵子捐赠。
我事先也担忧这一做法日后可能引发争议,但需要有人具备即便冒着争议也要作出这一不可避免选择的勇气。经过苦思,作为一名医生,为了为人类最大夙愿——疑难病患者——开辟新的突破口,我作出了艰难决定:不与黄博士商议,由我一人承担责任。
这一决定在今天虽不存在法律问题,却演变为伦理问题,我为此担忧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深感痛苦。伦理的正确答案很难寻得,但为了交由明智的国民判断,我在此披露以下事实。
同时我期待,我的这一立场表明,能够成为为虽相对健康人群属少数、却正因疑难病痛苦的众多患者作出更现实、更有益于人类决定的契机。
1)首先,就部分媒体提出的、未经患者同意将从不孕患者身上采集的卵子挪用于研究的疑虑,我作出说明。
作为医生这是绝不可能的事,甚至无法想象。从患者身上采集的卵子和受精胚胎属于患者,此类行为构成违反现行法律的犯罪行为。作为不孕治疗专科医生,我一直认为唯有为患者减轻不孕的痛苦与苦楚、提高妊娠率才是医生的使命与职责,并以此为生。
在此前发生的卵子买卖事件中,我已接受侦查机关的彻底调查,并被认定无嫌疑,因此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疑虑均已消除。
如果有证据能证明我的上述证言并非事实,希望随时提出,我将作为医生承担应有的责任。
2)接下来,就妊娠成功后剩余的冷冻胚胎是否得到妥当且合法处理的疑问,我作出说明。
在实施试管婴儿手术时,一般因患者个体而异,可采集1个至20多个卵子。卵子与精子结合受精后称为“胚胎”,一次手术会将2—3个胚胎移植入子宫以求妊娠,剩余胚胎则冷冻保存,直至妊娠成功为止,分多次全部移植给患者,一个也不留。
若妊娠成功,剩余胚胎便失去用途,此时或在获得患者同意后废弃,或从患者处取得剩余胚胎研究使用同意书后用于研究。
这一全过程中有多名研究员参与共同操作,并全部详细记录在台账上,因此完全不存在弄虚作假的余地。
剩余胚胎与本次两项研究毫无关联,但媒体有时将其混淆并提出疑虑,因此我借此机会作出详细说明。
3)接下来,就接受卵子提供时是否支付过金钱代价,我作出说明。
部分美国媒体称接受卵子提供时不应支付代价,并就金钱补偿加以指责。他们引用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克隆声明(Statements of cloning)作为这一主张的依据。但该规定于2003年12月8日才形成文件,关于克隆的伦理规定直到今年才首次制定。我们的研究于2002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当时并不存在相关法律或伦理规定。在这一全球首次尝试的过程中,韩国直到2004年不仅没有明文化的生命伦理法,也没有关于干细胞研究的完善伦理规定。我认为,当下媒体或伦理学者的主张是以研究之后才制定的规定为依据,将日后制定的指针追溯适用,以此对制定之前所做的事情加以定罪或评判为不道德,是不妥当的。
再次说明,在没有关于卵子捐赠或代孕手术法律的情况下,我们按惯例遵守美国不孕学会的指南,并依此指针在过去20年间开展医疗行为。
这并非秘密进行,每当学会出现新的手术方法时均已发表,也曾被媒体报道,但每次只有伦理争议,既无立法,也无社会关注。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有关生命伦理安全的法律晚了15—20多年,直到今年才首次制定。
引发诸多争议的金钱代价支付惯例各国不同:美国为3000—5000美元,台湾约为300万韩元,均属合法捐赠,而日本则予以禁止。
在各国拥有不同法律与伦理规范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最初开始时(2002年下半年),我参考了多国规定,并在规定不完备的状况下依医生的良心作出了艰难决定。
当时与黄禹锡教授共同开展研究的初期阶段,自愿的卵子捐赠者极少。因此不得不用并非研究经费的我个人资金,向卵子捐赠者提供约150万韩元的实际费用,作为对其15天生计受到影响的补偿,从而获得研究用卵子。
另外,在为非配偶人工授精接受精子提供时,按惯例支付10万韩元作为代价。
为干细胞研究提供卵子时,捐赠者需连续8—10天每天注射促排卵药物,之后在采集卵子时还须进行轻度麻醉。我认为,对承受此类不便与牺牲的人士,从补偿交通费及生计受影响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的角度支付适当费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补偿是否适当,其不属违法已通过多种途径得到确认;至于伦理上是否存在问题,则交由各位判断。
另外,此前在开展许多科学研究时,若需要生物组织,对提供者绝不能有压迫或强制性,仅限自愿情形下依难度给予适当补偿,这一直是惯例。
此后在第二篇2005年论文中,由于有多位甘于牺牲的捐赠者,我们在没有任何金钱补偿的情况下,更加系统地在伦理学者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研究。
4)接下来,就采集捐赠者卵子时可能发生的副作用是否作了充分说明,我作出说明。
本院设有不孕咨询专科护士,会就手术全过程作出说明,同时事先说明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等。
在开展研究之前,先就今后促排卵时可能出现的不适与危险性作出说明,在全部取得干细胞研究用卵子捐赠同意书后,才接受卵子捐赠并用于研究。
无论是为干细胞研究还是为试管婴儿手术,促排卵或采集卵子的过程都相同。我是20年间做过数万例试管婴儿手术的人。试管婴儿手术后妊娠并因过度排卵综合征出现腹腔积液而受苦的人偶有出现,但因促排卵导致的人身死亡事故,在韩国全国一例也没有。
过度排卵综合征主要在妊娠情况下更为严重,而像干细胞研究这种非以妊娠为目的的情形,过度排卵综合征的危险性也显著更低。女性出生时体内已预先生成约200万个卵子,其中大量会自动退化,成年时约剩30万个。
每月月经初期会有20—30个卵子同时生长,到月经第5—6天仅剩1个排出,其余自动退化。此时促排卵注射是促使本来会退化的卵子不退化,再用长针采集成熟卵子。
因此,卵子采集过程并不像伦理学者或干细胞研究反对论者所主张、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危险。在由本院专科咨询护士说明上述事实后,才会按程序从捐赠者处取得卵子捐赠同意书。
5)接下来,就干细胞研究用卵子捐赠同意书是否依合法程序制作,我作出说明。
本院对于研究所用卵子,会明示其仅用于干细胞研究,并在同意书上取得卵子捐赠者签名后全部保管。此次接受侦查当局调查时也已确认,卵子捐赠同意书全部附在医疗记录中,并且在卵子采集台账上亦有记录。
6)接下来,就是否存在研究人员擅自将以不孕治疗为名义接受捐赠的卵子挪用于干细胞研究,即是否将医疗用卵子挪用为研究用的疑虑,我作出说明。
因部分媒体曾提出疑虑,故在此说明:这是不可能的事。
本院米兹梅迪医院绝不会在诊疗记录等医疗文件上作虚假记载或欺骗患者。此外,本院有600多名员工共同工作,是多名员工共享信息的透明公开环境,因此不可能凭一两个人的意志做出违法之事。
由于这是全球首次进行的工作,走的是别人未走过的路,研究初期关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规定或法律尚未完善,因此程序上或许存在部分不成熟或不足之处。
若确有此类情形,作为研究者之一我深表道歉(此为对韩国国民的表述,对外国记者则采用不同表述:在此说明,改为“作为研究者之一,请求各方理解”予以发表)。
同时,我期待长期承受痛苦的众多疑难病患者的希望不被损害,并期待这项研究能作为对人类医学发展多少有所助益的科学进展载入历史。
特别是,我担忧那些为使此项研究得以开展而付出宝贵牺牲、提供卵子的人士是否因此承受了意料之外的忧虑与心灵创伤。若在研究推进过程中有我的不成熟之处或令各位感到失望之处,我借此机会请求宽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