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肃杀的第五共和国时期,李朱一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了。原因是小学生纷纷模仿他跳的“嘿”舞,全国校长团会议向青瓦台投书称“会毁了孩子们”。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李朱一说:“当年那些小学生现在应该三十多岁了,如果有谁因为我的舞蹈被毁了,请站出来。我全都负责。”
来看14日政府与开放国民党提出的所谓校园暴力预防对策。在连教育副总理都参加的协议会上,有人称“像《朋友》这样的电影中学生的言行如同黑帮,学生观看后引发犯罪”,并表示将研究法律规制方案。
此类政策大多容易不了了之,或许可以当作闲谈掠过。所谓“在不损害创作自由的范围内”、“并非马上要禁止电影制作”的补充说明,也说明了对策的窘迫。问题在于解决校园暴力意志的真诚性,以及政界看待文化的那种可悲视角。
接连发生的校园暴力和学生自杀,难道是因为暴力电影?根本原因在于薄弱的公共教育,这一点政界更清楚。没有解决问题的迫切意志,只想把容易看见的东西大致敲打一番,这种想法只会进一步助长校园暴力。
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和政界至今仍把大众文化仅仅看作低级、不良文化的温床。只因为看起来漂亮就谈文化,可曾认真想过文化是什么?否则,高喊文化产业强国的头脑,怎么会生出因担心模仿电影犯罪而要用法律加以规制的想法。
若真想根除校园暴力,请好好聚在一起,先提出振兴公共教育的方案。这不是不让看电影就能解决的问题。文化产业时代,我们连培育大众文化都不敢奢望。只希望不要对朴赞郁导演说《老男孩》太残酷,让他去拍“健全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