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再自私的企业家,也遵循着一定的道德律。正因为这种道德律,人们对成功企业家积累财富的成果,即便自己并未直接受益,也会愉快地把企业家的成功当作自己的幸福来接受。”
这正是被尊崇数个世纪、作为当今自由市场经济原理创始人与名著《国富论》作者的亚当·斯密,在其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反复强调的企业经营道德性与市民社会资本论的要旨。
上次在本松贤专栏发表《不存在反企业情绪》一文(10月17日)之后,笔者收到许多人士的鼓励。内容多是说,此前一直把“反企业情绪”与“反企业家情绪”混为一谈地使用,今后会明确区分;并表示自己从未憎恶过我们的企业,只是批评了特定违法企业家的过错,这篇文章让他们虽迟但终于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近来各类媒体围绕三星集团 X档案事件与斗山集团四兄弟挪用公款案,不分时机地喊出“只有消除反企业情绪,企业意愿才会复活”“不要拖住成长中企业的后腿”“连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都对打压企业表示担忧”等说法,甚至抬出外国知名学者和企业家,报道得仿佛我国已弥漫反企业情绪。
另一方面,看看迄今政府所发布或正在实施的政策实情,无论产业、金融、税收领域,无论是金融产业结构改善法、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措施,还是首都圈政策、环境政策,非但不反企业,反而通篇以企业方便为主。
口头上被指责为左派政府,而在实际政策层面却难以分辨是左派还是右派,一味庇护财阀、照顾企业。若非如此,前不久怎会有100名经营学、经济学学者出面施压,要求政府切实推行财阀与金融改革。
尽管如此,政府对挪用企业资金达326亿韩元、实施2800亿韩元规模粉饰会计的财阀兄弟总裁,仍仅以不予羁押方式起诉。虽不确知,但外界普遍预料,三星集团 X档案相关嫌疑人也会在经过适当的舆论审判过程后无一例外地被放过。
或许是作为这一铺垫工作的一环,三星集团系列一位首席执行官(CEO)前两天在某大学公开高呼:“要营造最有利于经营企业的环境,首先必须化解反企业情绪,企业家必须受到尊敬。”仿佛就等这一信号,甚至出现了牵强主张,称由于反企业情绪导致经济困难、生活艰辛,夫妻分手,乃至年轻人不生孩子。还有异想天开的主张称,缺损家庭子女超过170万名,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持续“动摇企业”的后遗症。
让我们冷静地看、冷静地说。请到近来人们常聚集的清溪川演出广场去问一问,有多少人憎恶的不是特定企业家,而就是企业本身。让我们数一数除去特定违法企业家行径之外的一般反企业论者。若在概念上把违法企业家与企业本身明确区分开来提问,十个人里会有十个说我们的企业好、很重要。
然而对于逃税继承财产、一出生就成为土地富豪的企业家、用车运送政治献金、粉饰会计、垄断寡占横行等特定企业家的贱民资本主义行径,批评将会铺天盖地。如果企业家犯下违法行为后主张因政界索要金钱而不得不违法,那这世上还有什么过错能构成犯罪呢?岂不是人人都会把原罪归咎于腐败的社会,只怪别人。
明确的是,“反企业情绪”这一用语正因种种理由,被违法企业家或其辩护者当作挡箭牌使用。只要那些干尽坏事却躲在“反企业情绪”一词背后、试图将自身违法行为合理化的企业家仍然招摇过市,我国企业与经济的全球化就只能遥不可及。能够把企业与企业家分开、也把财阀与所有者分开思考的社会,才是先进社会。只有严格守住道德律的企业家,才有资格获得社会尊敬。
因为只有拥有越多、身份越高者承担越多道德责任的社会,才能赞颂自由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这正是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原理的鼻祖斯密早在18世纪就向我们提出忠告的《道德情操论》的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