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近来朝鲜把现代利用到极致之后随手抛弃的样子,让人觉得担忧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
以已故郑周永会长历史性的“牛群访朝”为开端,现代对朝投资的规模和方式实在是莽撞至极。为了中短期内完全无法保证收益的项目,正式给朝鲜的钱就超过1万亿韩元,非正式的暗地资金规模甚至无从得知。这其中当然掺杂着超越一般商业判断的郑周永会长对统一的个人渴望、政府巨额的对朝经济合作资金支援,以及金大中政权的政治利用等因素。
然而,由于这种莽撞的对朝投资,现代所受的损失实在巨大。包括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和现代商船在内的世界级子公司的破产与企业解体、对朝汇款特检调查、郑梦宪会长自杀、至今仍需偿还的巨额负债,这些就是现代通过对朝投资得到的战果。而在郑周永会长和郑梦宪会长都已离世的今天,朝鲜把当时的合同像破鞋一样扔掉,甚至向其他南方企业抛出媚眼。更有甚者,参与政府以现代艰难争得的七大项目独占权是在《南北交流合作法》之外达成为由,置身事外。
此次事态中现代失去的很多,但朝鲜也将失去许多。朝鲜在毫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单方面破坏了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合同与信任。这种不合常理的行为,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使韩国企业乃至外国企业无法对朝投资。不仅如此,还将使韩国国民对莽撞的对朝经济合作与对朝援助的忍耐达到极限。今后,再难以“缓和南北紧张、预付统一成本”的逻辑,为不合理的一味给予朝鲜提供正当化理由。
以此事为契机,我们有必要从原点整理对朝事业原则。明明是我方提供帮助的一方,却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市民团体在内,我们自己之间展开援助竞争,暗地交易自不必说,甚至还要看朝方的眼色,这种荒唐的惯例必须借此机会根除。初期出于宽裕一方先打开对话缺口、先行施与的大局立场,对错误惯例忍让过去,但现在已到了衡量其效果的时候。我们必须核算,我方的单方面举措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朝鲜社会与经济、减轻了朝鲜百姓的生活困苦,以及是否改变了其对南敌对态度。
首先,政府不应把对朝关系政治化利用,特别是不应把企业政治化利用。说现代成了金大中政府阳光政策和诺贝尔奖的牺牲品,也毫不夸张。如今仍有超过1000家韩国企业包括在开城工业园区在内对朝投资,但难以摆脱被政治利用的感觉。
第二,企业今后绝不应投资于短期内无法产生收益的对朝项目。特别是在未能设立确保与朝鲜政府签订的合同必定得到履行的安全机制之前,不应贸然投资。最后,朝鲜必须切实履行与韩国政府或企业签订的合同,以此积累市场上的信任。
与此同时,朝鲜应尽快适应市场经济原理与惯例。我们帮助朝鲜、对朝投资的理由,既有减轻朝鲜居民困苦的意图,但更多是希望通过向朝鲜传授市场原理,短期内救活朝鲜经济,中长期为统一做准备、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如果朝鲜只执着于短期利益、做出不合常理的举动,并对培养自立能力毫无兴趣,对朝经济合作只能被重新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