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以来30多岁了,一次都没能走出家门。”“残疾人连人寿保险、旅行保险都无法投保。”“因医院拒收,从怀孕到分娩不得不换了七家医院。”“实施性骚扰的上司留在原位步步高升,受害女性却只能离职。”……
这些只是本月25日在国会举行的“呼吁残疾女性的经济自立”讨论会上,如呐喊般涌出的部分发言。
残疾女性们从全国各地推着轮椅、撑着拐杖,乘火车、汽车、飞机赶来。仅仅因为在国会这一场合,残疾女性的问题不是被当作福利问题、而是被当作女性问题来探讨,她们便感动不已,400余人挤满了议员会馆小会议室,座位仍然不够,行动不便的人只得坐到台阶上。
前来鼓励的同僚议员连座位都无法安排,这是第一次。视障议员郑华元也到场,但只能站着打个招呼便离开。
参加者们爆发式地讲述了非残疾当事人无法体会的种种经历。其中,残疾女性在怀孕与分娩过程中遭遇的社会壁垒被生动地展现出来。她们刚刚勉强克服“身为残疾人怎么生孩子”“我的小儿麻痹会不会遗传”这类模糊的偏见与担忧,就立刻要面对彻底以非残疾女性为中心的“妇产科诊疗体系”。
“对残疾女性而言过高甚至完全无法使用的诊疗床与各类诊断设备”“对仅有听力障碍的女性也一律强迫剖腹产的医护人员”“回避残疾女性分娩、干脆拒绝提供医疗的医护人员”——残疾女性的怀孕、分娩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战争。
残疾女性只是“带有残疾的女性”。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采用的残疾发生率相当于各国人口的10%。而且据称,因后天因素成为残疾人的情况高达89.4%。把残疾人所带有的残疾当作问题,应仅限于“医疗视角”。作为社会成员的残疾人所遭受的歧视问题,其本质并不在于他们的残疾。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谈论迈入世界前十的发达国家行列,却仍未能制定按残疾类型提供社会支援的体系,这种病弱的国家服务结构,此刻仍在把残疾人逼向悬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