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底,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到处引述《傻瓜之墙》一书的内容。他对反对其政策的人主张:“因为被傻瓜之墙挡住,无论多么好地说明政策的正当性,他们根本不愿听。”随后他推行了大部分政策。
《傻瓜之墙》是当时在日本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几个月间售出数百万册。这本由一生在医科大学专攻解剖学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养老孟司所著的书,核心观点是人的大脑中存在一道对自己不想知道的事情自行屏蔽信息的墙,即所谓傻瓜之墙。
意识形态之争致沟通断绝
最近小泉首相在周边国家的反对声中强行参拜靖国神社,导致韩日、日中关系恶化。或许这是他的信念,但对于并非一两年才有的问题却无视周边国家的意见,看来他自己也难以避免“无论怎样努力说明都听不懂,被傻瓜之墙挡住”的指责。
这样的指责同样适用于近来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态。生计已然艰难,国家却因与此毫无关系的国家认同问题和“颜色”之争而陷入混乱,方向也跑得离题万里。
围绕对一名大学教授不予羁押的侦查指挥问题,韩国法务部部长与检方之间关于“民主控制”与“损害中立性”的争论,已演变为执政党与在野党、进步与保守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如今很难轻易找到妥协点。因为双方已进入互不相让的对峙局面。
但现在这真的是那么重要的问题吗?经济复苏的火苗刚刚开始重燃,双方却打出了互不让步的意识形态牌。
与毛泽东一同领导中国革命的周恩来总理,在意见分歧时以“求同存异”的逻辑化解问题,即先搁置分歧,从意见一致的领域开始合作处理。这显示出追求实利与实质的中国人的典型作风。
现在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执政党与在野党、保守与进步取得一致的领域就是经济振兴,没有任何人对这一问题持异议。意识形态问题因彼此出身不同,并非短时间内能够达成合一的事情。
虽说我国经济显现复苏迹象,但这股势头并不旺盛到可以放任不管的程度。政府每有机会就炫耀的股市也很危险。外国人持续抛售,令人担忧股市涨势就此终结。若照此下去连股市也熄火,政府将用什么逻辑说明经济无恙,颇令人好奇。
即便撇开这些不安征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主要关心事是摆脱生活困境、养老对策以及子女教育和税金问题,绝非意识形态与思想问题。潜在增长率不断下降,老龄化速度快于发达国家,某一刻老人将会大量涌现——这一事实不仅困住了艰难的现实,也束缚着未来。
应营造重实利轻名分的氛围
18日举行的韩国先进化论坛首次月例讨论会的内容,从这一意义上颇具启示。延世大学校长郑昌泳在会上强调:“未来10年是跃升为发达国家的最后机会之窗”,“要克服持续10年以上的停滞现象,崇尚实质而非名分之争的风气必须广泛扩散”。
他还指出,由于浪费国力的消耗战,悲观论正主导我们社会,但应当让谨慎的乐观论而非悲观论占据主导。
在把生死押在名分之争而非实质的当下现实中,不仅谈不上谨慎的乐观论,反而更可能助长悲观论。正如养老孟司名誉教授所言“傻瓜之墙就是只听自己相信的东西,总是产生自己正确的错觉”,如果继续当前的对峙局面和消耗战,不仅本届政权,在野党同样难免被指责“无论怎么说都闭起耳朵,被傻瓜之墙挡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