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17

[编辑部专栏] 要顺应“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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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韩国法务部长官行使其固有权限,还是损害检察独立性?围绕这次“行使侦查指挥权”引发的尖锐争论,国民至少明确地得到了一点:参与政府所要求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文在寅上周末在表明将受理检察总长金钟彬辞呈的方针时说:“检察机关也有必要遵从关于检察权运用标准的‘时代精神’。”

含义、实体、标准均含混不清

他所提到的“时代精神”,目前只能靠猜测,含混不清。特别是考虑到文首席要求检察机关具备的所谓时代精神,与卢武铉总统的意志也相互关联,令人想到最近社会各处不断爆出的种种摩擦声,根底里正是这种“时代精神”。

为了把握时代精神,让我们再一次梳理常识、惯例、法理等严重冲突的当下这一混乱局面。

韩国法务部长官启动的侦查指挥权是现行法律所认可的。如果因行使这一权限而受到指责,那当初就不该制定该法规。到这里为止,是平面的、或者说基于法律的现实。

但若关注韩国法务部长官行使侦查指挥权是宪政史上首次这一点,情形就不同了。

如果记忆准确,托马斯·莫尔在幻想小说《乌托邦》(1516年刊行)中,就类似于当下的情形指出:“如果把事实上已成死文的法律,某一天突然开始适用于现实,人们就会怀疑当政者的意图。”

韩国法务部长官的侦查指挥权在过去60年间一次都未曾行使。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必要行使,但是否也因为人们认为,行使时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恶性影响或负面作用,可能远大于不行使之时呢?

换个角度看,甚至会觉得这样的判断更为妥当:韩国法务部长官的侦查指挥权,在相关领域及相关人员看来,早已不是作为“法律的功能”,而是定位为一种“象征性意义”。也正因如此,一部分人贬评这次风波是“神话企图闯入现实的时代错误”。

法理之争或可归为专家的领域,但至少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许多人,此时此刻对韩国法务部长官60年来首次行使侦查指挥权的意图心存疑虑。

因此,参与政府所说的时代精神的标准,就更加含混不清。

另一件可与时代精神联系起来思考的事,是被称为“敲打三星集团”的大财阀政策。

卢武铉总统上月27日在邀请中央媒体经济部长举行的座谈会上直接提到:“三星集团有问题。三星集团应当接受社会上已形成公论的规范。”卢总统尤其针对三星爱宝乐园低价发行可转换债券等问题表示:“即便是合法的,税负偏少也不符合国民情绪”,并要求“最好能制定综合性的替代方案”。

企业要迎合“情绪法”吗

围绕总统的这一要求,三星集团已苦思了半个多月。但要找到一个明确的解法看来并不容易。

或许,此次“行使侦查指挥权”风波中显露出来的“时代精神”,正是三星集团苦恼的实体所在。若说总统的要求,是让包括三星集团在内的企业自行去迎合这种在街头小酒馆里被称为“群体法”或“情绪法”的时代精神,这样的表述是否过于严厉?

无论如何,至少在这个时代,若不想因得罪权力核心而蒙受不利,就得看眼色去追随当下韩国这种抽象、随情况摇摆、实体也模糊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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