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念叨反企业情绪。卢武铉政府上台后,每当企业经济稍显困难,照例就会出现抱怨说“反企业情绪”才是问题。
起初是动员部分评论者,说些“令人担忧的反企业情绪,不要拖住成长中的企业的后腿”之类,进而跳跃到“社会腐败与不合理难道是企业家的原罪吗”。如今更把市民团体界定为比警察更可怕的存在,甚至在全经联会议上出现了“指责在全球市场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就是损害市场经济的价值与秩序”这样带有威胁意味的声明。
在某市民团体与劳资代表的联席会议上,我国一家知名企业的代表公然表示:“我们提供了如此多的就业岗位,出口并牵引经济增长,还要我们承担什么企业社会责任(贡献)?国民的反企业情绪才是更大的问题。”
然而,孤陋寡闻如我,环顾我们社会的任何群体,也难以找到辱骂或指责企业本身的人。相反,人们为席卷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三星集团感到自豪,觉得展现创造性企业底力的LG很出色,希望信息技术(IT)业界的宠儿SK电讯和KT发展顺利。不仅如此,人们还对现代·起亚汽车与浦项集团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贡献活动给予赞誉与掌声。
对在全球市场争夺领先地位的我国大企业,人们毫不吝惜声援与羡慕。问题在于企业主、私人的行为。现阶段我们社会的公民意识,并没有愚蠢到无条件容忍大企业所有者或国企人士违反法规、触犯法律的程度。甚至成熟到无论是总统还是其子女,只要犯错就要付偿代价。更何况,以救企业为名把不法企业家的重大违法、非法行为掩盖过去的舆论造势,不可能奏效。
这正说明,社会各领域成功的贵族式领导层所面对的道德评价标准已变得严苛。如今,以变通手段把财产和企业世袭、以违法手段设立秘密资金满足私欲、以逃税和粉饰会计让善意股东和普通百姓落泪的违法企业家,立足之地正逐渐变窄。
至少现在已成为这样一个透明社会:躲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保护伞后肆意违法的不法企业家,难以再以企业业绩为由为违法行为辩解、辩护。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世道已变得明亮清澈,仍有不少人尚未从把个人当作企业的旧时代思维中醒来,只追求家门的荣光与利益,最终连企业和国家都被其伤害。
他们作为最后逃避所和防护墙举出的东西,政治人物是爱国心、反共、亲美、特定宗教信仰等,企业家则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就业岗位、出口、经济增长等。成熟的市民社会如今已尽知其中的前因后果与功过。懂得敬慕功、责难过的我国均质化的公民意识,已达到比实定法更为冷峻的高度伦理水准。与青瓦台某首席秘书的说法恰恰相反,当前我国国民的公民意识已是发达国家水准,而政治人物和企业家的道德、伦理意识却是不发达国家水准。
只是我们社会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地仍有分裂状态下的冷战逻辑在活动,动辄便有人把人划分为左派、右派,将划一的市场经济主义与反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巧妙地掩盖问题本质。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美国和欧洲各国已普遍化的反垄断法、土地公有概念、社会弱者保护制度、协同主义政策,在我国却常常按企业的方便被打成左派政策。
并且打出爱国心、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盾牌,为不法、不合理行为寻找合理化理由。Samsung Electronics因在美国违反反垄断法的串通行为被处以3亿美元(约3000亿韩元)罚款,若这种事发生在我国,必然会出现一片指责这是打压企业的政策,或是左派市民团体与左派政府所致的气氛。
可以断言,如今我们社会不存在反企业情绪。只是“反违法企业家情绪”正日益扩大。正因如此,我国国民才为在世界市场上大展身手的企业感到自豪与喜爱。让我们倾听《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补充之作《道德情操论》中所强调的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礼赞论吧。“再自私的人(企业家)也拥有道德律。正因这一道德律,人们才会怀着愉快的心情关注他人的成功与财富,纵然自己并未直接受益,也能把成功者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