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对李在镕等李健熙会长四名子女启动账户追踪,被解读为意在确保能证明三星集团掌门家族“变通赠与”的证据,并查明经营权世袭的“共谋者”。
根据账户追踪结果,不仅“爱宝乐园可转换债券(CB)案”二审,三星集团的治理结构也将受到不小影响。
若发现李健熙会长或三星集团结构调整本部与李在镕兄妹集团经营权世袭共谋的线索,除相关人员被追究法律责任外,要求改革三星集团治理结构的舆论也将更加高涨。
◇ 夯实“变通赠与”证据
在“爱宝乐园CB案”一审中实质上完胜的检方,为进一步完善将提交二审的“变通赠与”证明材料,突然对这四名子女启动了账户追踪。
即通过掌握获得可疑CB配售的这四名子女的CB认购资金筹措经过,以及缴入爱宝乐园的96亿韩元资本金的用途,明确证明1996年12月的CB发行并非为“增资”,而是为“变通赠与”。
本案在一审中,检方与三星方面围绕多个争点展开激烈攻防,但如将法律争斗格局简化,关键在于虽有强烈的变通赠与嫌疑,但在具体法律判断上是否能认定背信罪成立。
换言之,鉴于CB配售当时李在镕正在海外留学,其他弟妹的CB认购资金来自李健熙会长,难以视为通常的CB认购,问题在于这种“嫌疑”能否延伸为“有罪判决”。
此外,属于刑事问题而非民事问题时须遵循严格的罪刑法定主义,以及CB低价配售是否违反商法上的“资本充实原则”而构成背信罪,也是需慎重判断的问题。
但一审法院鉴于李在镕等人筹措CB认购资金的经过、原有爱宝乐园股东放弃CB认购的背景,以及李在镕等人将认购的CB全部转换为股票等情况,认定这是“以股东优先配售为幌子的控制权转移”。
这相当于作出了一种司法积极主义式判决:既然已发现充分的嫌疑依据,就应从宏观角度判断、为财阀变通式经营权世袭刹车,而非以微观解释法理来免罪。
受此积极判决鼓舞,检方似已确立战略:通过进一步完善“借CB变通赠与实现经营权世袭”这一“大图景”,在很可能上至二审乃至韩国大法院的本案中,确保获得有罪判断。
◇ 侦查影响与前景
检方计划追踪1996年12月前后李在镕兄妹账户资金出入的流向,明确查清三星集团的控制权以何种方式从李健熙会长传承给李在镕。
此过程中若捕捉到李健熙会长或三星集团结构调整本部相关人士共谋的线索,侦查将直指三星集团治理结构的核心,同时侦查规模也可能大幅扩大,这正是本次侦查潜在的爆发力所在。
特别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曾有人提出疑问,称李在镕与前Joongang Ilbo会长洪锡炫以互相输送的方式交换了爱宝乐园持股与Joongang Ilbo持股,因此不能排除在账户追踪过程中洪前会长的角色被曝出的可能性。
加之聚集众多知名律师的三星集团法务团队预计也将针对二审和本次侦查谋划各种法律防御对策,二审同样难免激烈攻防,检方此次侦查恐难一路顺利。
因为仅凭个人账户追踪,除查清CB认购资金的形成过程外,可能难以进一步查明新的事实;而确认缴入爱宝乐园的96亿韩元资本金是否实际用于增资,属于须审查整体企业会计的问题,并不轻松。
检方也不排除以账户追踪结果为基础传唤调查李在镕等人的方案,但要传唤将接掌三星集团下一代的在镕,是否收集到充分证据将成为变数。
(首尔=联合新闻)金相熙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