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贸易协定(FTA)落后国”的危机感出发的韩国FTA政策,已与智利、新加坡、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等签署FTA协定,与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加拿大的正式谈判正在进行,并将很快与墨西哥、印度启动谈判,因此至少在签署数量层面,韩国有望在亚洲进入FTA中等国行列。
在政府当局积极努力下短期内取得众多签署成果,这一点似乎重现了“压缩增长”的开发经验,但细看其内容与战略,令人担忧之处颇多。
应考虑产业高附加值化
如今需要检查并重新整顿政策方向:韩国的FTA政策是否正在寻找确保海外市场及实现产业高附加值化的最佳政策路径,还是仅仅在执行本末倒置的“签署件数最大化”政策。
第一,为实现FTA政策的短期目标即确保海外市场准入机会,对方国家的贸易壁垒必须实质性降低。但通过与已经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签署FTA,无法期待获得额外的市场准入机会。
就此而言,对我国主力出口品目即信息技术(IT)及电子产品、乘用车及机械产品等关税率已接近0%的日本和美国,与其签署FTA在内容上近乎我国单方面取消关税并开放市场。
第二,比短期海外市场准入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FTA实现的中长期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关于既有FTA效果的研究提出的推算结果是,韩日FTA或韩美FTA短期内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效果,但长期来看正面效果更大。
这种玫瑰色的推算结果,是基于如下假设:因FTA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加剧,经济整体效率得到改善、资本得以积累,长期来看经济效率提高。
但这本是理所当然的经济逻辑与现实。也就是说,认为与日本及美国的FTA尽管短期存在负面效果、长期正面效果更大的既有研究结果,近乎基于“在比较劣势部门也会实现资本积累”这一难以令人认同的逻辑的臆测。亟须开发具有科学性与客观性的FTA政策效果分析方法。
第三,通过FTA实现的市场开放只对FTA对方国家差别性地开放市场,因此我国产业的专业化部门会因对方是谁而截然不同。政府倡导的“同时多发性FTA”在效果上类似于多边主义下的市场开放,因此相比过去优先推进“韩日FTA”的政策,方向确有改善。
然而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却在FTA谈判优先顺序中被搁置,反而强调韩日FTA谈判的早期达成。原因在于担忧韩中FTA会对我国相对中国处于比较劣势的简单制造业及低附加值农业部门产生负面影响。
能够确保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产业,并非相对日本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养殖业和“进口零部件组装再出口形态的IT产业”,而是相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密集型核心零部件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这一点无需再论。
应优先与中国、印度、东盟等签署
如政府方针那样推迟韩中FTA、优先推进韩日FTA谈判达成的政策,最终会使新增长动力产业培育政策的效果减半,并延缓产业结构调整,令人十分担忧。
应尽快推进对低附加值农业及简单制造业部门的划时代结构改革与高附加值化的产业政策及社会安全网措施,优先推进与能够带来实质利益的中国、ASEAN、印度、中南美、俄罗斯、中东国家的FTA。请记住,FTA政策就是伴随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