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已确定判决重新进行审理的"再审",随着司法机关反省过往历史的动向,正浮现为司法界与政界的当务之急。
韩国大法院院长李容勋26日在就任记者恳谈会上提及放宽再审事由的必要性,随后开放我们党议员李恩荣表示将推动制定再审特别法,给人以参与政府成立以来持续的历史真相查明工作也蔓延至司法机关的印象。
再审与国家情报院或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等目前正在推进历史真相查明工作的机构的自身调查不同,是对已完成司法判断的事项重新判断,因此与法律稳定性问题直接相关,可能引发不少争议。
然而,也有不少批评认为,与再审许可相关的现行韩国大法院判例过于严格,实际上剥夺了所有审判的再审机会,因此有观点指出,除政界关于再审特别法的讨论之外,还需要韩国大法院采取前瞻性态度。
◇ 一味苛刻的再审事由 = 现行法律允许的再审事由共有7种。
刑事诉讼法允许的代表性再审事由包括:原判决的文件、证物、证言、鉴定、翻译系伪造、变造,或原审证言为诬告的事实已由确定判决证明时;新发现可认定较轻罪行的明确证据时;参与侦查及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警察犯有与职务相关罪行已由确定判决证明时等。
其中,已获确定判决的人在申请再审时最常援引的事由,是"新发现可认定比原判决所认定罪行更轻之罪的明确证据时"这一规定。
然而韩国大法院就该条款的含义形成了如下判例:"所谓新发现明确证据,是指其证据价值按经验法则或逻辑法则在客观上优于原判决证据的证据,而非证据价值取决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证据。"
通俗地说,即必须提交足够明确的证据,使法官无需费心考虑是否能成为新证据,就能认定原审有误并确信无罪;这种情况下,若再审被接受,说是100%无罪也不夸张。
另一方面,从再审申请人实际上不可能找到这种程度的证据来看,该判例实际上成了阻挡再审的壁垒。
◇ 援引判例的日本也已变更判例 = 法律界普遍认为,我国韩国大法院所采取的关于再审启动事由的判例,大多援引了日本判例。
然而,日本最高法院自1970年代以后因严格的再审要件引发社会争议,1975年变更既有判例,大幅放宽了与现行我国韩国大法院大同小异的再审事由。
日本最高法院放弃了新证据价值必须明确占优的立场,提出了新判例:申请再审时若提出新证据,应依无罪推定原则,将该证据与原判决证据综合比较、评价。
结果,我国韩国大法院在裁定再审启动事由时所参考的日本已于1975年放弃该立场,而我国在日本变更判例30年之后仍固守过去的判例。
律师金甲培主张:"再审启动要件过于严格,导致本可通过再审获判无罪的案件,不仅无法再审,连再审启动都做不到。应重新审视既有判例,使在认定具有相当证据价值时便给予再审机会。"
◇ 再审会成为反省过往历史的钥匙吗 = 大法院院长李容勋在就任纪念记者恳谈会上将再审列为反省过往历史的方法之一,但也表现出慎重态度,称"这是有关审判的问题,应由大法院判决决定"。
不过,鉴于李院长在就职演说中格外强调司法机关对过往历史的反省,法院行政处随即着手收集权威主义时期的判决书等迅速举动,法律界内外普遍预计既有再审判例被变更的可能性较高。
只是,也有意见认为,李院长虽着眼于过去公安、时局案件的重新梳理,但若无限制允许再审,可能出现一般刑事案件的滥行再审申请,且因对确定判决重新判断可能威胁法律稳定性,应予慎重。
除法院自身变更判例的可能性之外,开放我们党议员李恩荣为纠正军事独裁时期司法机关的过往历史,表示将推动制定再审特别法及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点也值得关注。因为这意味着视情况政界可能出面。
但也有反对意见认为,即便制定再审特别法,也应严格限定启动要件与对象,由政界单方面推动而允许再审事由可能并非妥当方式。
此外,据悉开放我们党还在研究修改相关法律,使法院接受过往历史委员会所作决定,因可能严重妨害司法机关独立性,预计也将引发不少争议。
(首尔=联合新闻) 柳志福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