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近来政界围绕《关于金融产业结构改善的法律》第24条修正案的争论,不禁对苏格拉底“恶法亦法”这句话打上问号。
法律既然是由国民授权的立法机关制定,就应无例外地遵守,这话没错。但若着眼于“充分的事前审议”与“社会共识”这两个前提条件,对于制定出并不完善的金产法、在立法近10年后才来讨论罚则的政界,产生反感也是事实。
金产法第24条是1997年3月为阻止金融资本支配产业资本、并借此形成财阀的章鱼式扩张而制定的法律,核心是金融系列公司不得持有非金融系列公司5%以上的股份。法案的立法宗旨得到绝大多数国民认同。但是否经过充分审议,则令人生疑。
该法制定3年后的2000年2月,因没有制裁条款成为问题,遂通过了载有罚款等制裁条款的修正案;而由于该修正案被认为是“棉花棒”,目前国会已提交了限制超出5%部分表决权的政府方案,以及开放国民党议员朴映宣提出的强制出售方案。
法律制定与修改之间存在8年的时滞,从这一过程看,1997年立法当时,对三星生命在此之前取得并持有的Samsung Electronics持股(7.2%)似乎完全没有加以考虑。而且立法当时三星生命的Samsung Electronics持股为8.6%,还多于目前的持股。
立法后Samsung Card取得的爱宝乐园持股(25.6%)虽程度有别,但基本是同类问题。政界实际上是在立法8年后的今天讨论制裁方案,却把2000年前取得的爱宝乐园持股问题抛给三星集团,要其“表现出有诚意的行动(?)”。为阻断溯及立法的争议,也有说法主张把立法前三星生命的Samsung Electronics持股排除在制裁对象之外。
对于立法与修法之间存在的8年时滞,几乎没有人认为这说明韩国国会的立法过程如此审慎。不如说,更准确的看法是:对立法前可能浮现的问题完全没有事前审议。恶法亦法所以应当遵守,这话本人百分之百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苏格拉底可以为制定恶法的立法者发放赦罪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