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之国首都的一处招标现场,响起了韩国人的欢呼声。因为他们拿下了数十亿美元规模的项目。中标成功的基础是土木工程技术实力,但秘诀另有所在——准确掌握了招标方设定的预定价。为获取招标信息,韩国拥有的窃听、监听技术全都用上了。可以说是在与其他国家企业的经济情报战中获胜。
冷战正酣的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日趋冰冷。世界两强在两件事上正面交锋。第一是核武竞赛。直到逼近人类末日的边缘,美苏都执着于导弹竞赛。核竞赛最终被军备裁减谈判所约束,但第二场竞赛展开得更为激烈。
为国家利益的窃听是必要的
那就是窃听竞赛。窃听监听战争的外在形式是扩建大使馆。美苏展开了扩建各自驻莫斯科和华盛顿大使馆的竞赛,目的是安置新型监听设备。在苏联,还曾故意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建起大型建筑,制造电波盲区。直到苏联解体的今天,窃听监听竞赛依然存在。从为获取招标信息而进行的企业监听,到为掌握国家机密的间谍战,窃听监听是国际竞争的强大武器。窃听、监听、密码破译左右国运的事例不胜枚举。以太平洋战线上美军征召纳瓦霍族印第安人担任通信兵为内容的电影《风语者》,其题材也是“不受监听威胁的安全通信”。
韩国国内政坛也正为窃听问题争论不休。从“X档案”到2002年窃听文件,眼下不谈窃听就难以谈韩国政治。重要的是“窃听的生产性”。若以窃听行为对国家和国民经济发展贡献多少为尺度衡量,韩国窃听所能得到的分数几乎为零分。原因在于,在长期军事独裁过程中,窃听的目的在于政权的安危。在此不妨算一算窃听的需求与供给。窃听的发包方即需求方虽已从军事政府变为民主政权,政治监视与窃听的习惯似乎并未中断。令人痛心。
供给方面更加令人痛心。X档案与2002年窃听文件的外泄过程有两个共同点:“不道德”与“主动献媚”。看看美林组情报的流通过程,甚至令人怀疑国家情报院的部分现任和前任职员究竟是否属于处理国家核心机密的情报机关公务员。不是为国家而是为政权安全滥用统治权的执政者,与为个人安逸而私自转移机密的国情院职员,两者的行径如出一辙。“从上到下都腐烂了”的说法并非无端而来。
窃听的需求与供给应同时处罚
2002年窃听文件也是如此。当时揭发文件的大国家党议员们以“你看吧”的姿态理直气壮。国情院曾否认的内容3年后被证实,倒也情有可原。但他们忽略了一点:查明2002年窃听案的内容和过程之外,同样必须追究文件外泄的原因与途径。
在野党候选人当选被视为大势所趋之时,若国情院职员争相向有力候选人的亲信提供情报,那不能不说是问题。国情院职员背弃公务员政治中立,而接收并利用这些“主动奉上”的情报的行为同样是问题。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要求政治情报在动用政治权力强迫违法这一点上毫无差别。有必要对非法窃听的需求与供给追究连带责任。
剩下的是未来。若经历窃听风波后国家情报机关能够摆脱非法窃听,近来的争论与混乱局面反而可以成为一笔资产。要摆脱非法窃听和政治监视,就必须在需求或供给任一方切断其流向。政治人物也须彻底革新,而包括国情院在内的公务员如何保持政治中立,仍是有待解决的课题。正如招标战争和各国窃听竞赛所显示的,为合法、国家利益增进而进行的窃听反而应受到鼓励。若付出高昂代价后政治攻防与消耗战仍然继续,这个国家就没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