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极角度看,很多观点认为穆迪之所以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源于其信息收集能力。
被称为国际金融界“机密中的机密”的瑞士银行准备金状况也被其掌握,并每年为其评定信用等级,就是一例。与被称为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媲美的情报能力相当,其保密同样格外严格。
看似并无特别之处的信用评级机构研讨会,也常常禁止记者进入。打破这一惯例、较为详细地向外界公开自身评级方式,是穆迪在1998年韩国外汇危机之后通过公司介绍说明会进行的。据穆迪介绍,企业信用评级方法大致经过6个阶段。首先从国家信用分析开始,依次为行业动向分析→经营质量→同业中的地位→企业结构,最后是对债券结构的调查。
与企业不同,对银行的信用评级方法即所谓的“骆驼”(CAMEL)法较为知名。CAMEL是取Capital adequacy(资本充足性)、Asset quality(资产健全性)、Management(经营能力)、Earning(收益性)、Liquidity(流动性)五个概念首字母组成的合成词。在美国金融学界,还在其后加上S(Sensitivity to market risk:对市场风险的感知能力),称为“CAMELS法”。
▦然而,对于通过这些方法看似相当公正进行的信用评级,全球各国和企业不满的声音变大,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既错失时机、力度也不恰当的警报声,使外汇危机后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不信任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
首先有观点认为,评级公司采用政府统计发布,特别是贸易收支、外汇储备等典型的宏观经济方法,因而无法反映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但比这更严重的问题,首先是与公司尤其是其成员的利益相关,更广泛地说,是无法摆脱华尔街即美国利益的先天局限。即便动用再出色的评级方法论,只要在公正性上留下“道德风险”的余地,任何信用评级都无法获得“信用”。
▦对于在全球化框架内不得不看其势力眼色的评级公司,Samsung Electronics近来表现出的胆量(?)引人注目。三星集团表示,对于在朝核六方会谈达成协议后启动韩国国家信用等级上调程序的惠誉公司,该公司未接受企业信用评级,目前也没有委托评级的计划。而这正是在国内企业有望被大批上调等级的情况下。
三星集团相关人士提出费用问题,称是否必须接受所有评级公司的评级令人疑惑。但业界解读认为,季度净利达数万亿韩元的三星集团,与其说是在意手续费和管理费等不足10万美元的费用问题,不如说是因为感受不到海外借款的必要性,因而对信用评级也不太在意。
。回想过去浦项制铁等我国招牌企业在没有国际信用评级书的情况下试图在纽约股市发行可转换债券(DR)却被无视的事例,我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个头明显长大,一方面令人自豪。
24日,副总理韩德洙在美国获得财政部长约翰·斯诺承诺支持扩大韩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这是在IMF总裁罗德里戈·拉托发表过去从未有过的、应提高亚洲地区话语权的言论之后发生的事。美国的“雇佣兵”IMF在改变吗?这样的动向是否也会出现在美元资本主义“旗手”评级公司身上?无论局势走向何方,对我们而言,把力量培养到不必看别人眼色的程度更为重要。对于曾一味在意国家信用等级,从而为了向外展示而进行贱卖争议等过度的企业与金融结构调整的我们来说,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