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挑出最富戏剧性的部分,“说客”列传不可不提。
提出合纵之策的苏秦、主张连横之策的张仪等相当多说客,仅凭“三寸之舌”便左右国政与外交。因此说客们看似过着风光的生活,但大多数结局悲惨。
张仪在秦国失势后为求生而流亡魏国,苏秦则被刺客暗杀。像前往劝说邻国却被“烹刑”——投入沸水煮死——而终其一生的郦食其那样的说客也不胜其数。
大多数说客结局凄惨,原因何在?恐怕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看不到“真诚”。无论言辞多么华丽、逻辑多么严密,一旦反复无数次,就会被视为远离真实。尤其当实际行动与言语不一致时,只会引发对方的不信任与愤怒。如此一来,说客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对方视为“嘲弄”或“谎言”。
《史记》中的说客结局凄惨
不过与当下相比,说客们说话时仍展现出更高一层的技巧。多数情况下,即便怀有欺骗对方的意图,言辞上也保持了品格。近来部分社会领导层人士抛出的话语,每一句不是露骨的嘲弄,就是荒唐的宣传。于是话音未落,便在整个社会引发强烈反弹。
青瓦台宣传首席秘书前不久以“总统身处21世纪,国民却沉溺于独裁时代的领导人和文化”的发言引起争议,随后又以“有一只鹤,如果70%的国民说它是黑鹤,那它就是黑鹤吗”来抱怨舆论。政治的基本是说服国民,但这给人的感觉是连说服的努力都彻底放弃了。
如今刻薄之言似乎已不再是政界人士的专属。本应以明确事实和合理逻辑为基础的大学教授的言论,也走向了暴言。某大学教授近来在电视讨论中以“把年轻人抓来当挡子弹的肉盾部署到铁丝网”的妄言,激起国民舆论沸腾。按这位教授的主张,大韩民国全体国民都成了帮助或教唆杀人之人。
甚至在必须讲究柔性表达的经济领域,近乎威胁的直白措辞也四处横行。在总统宣布“即使天塌下来,也一定要管住房地产”之后,政府高层人士竞相抛出“房地产投机比强盗或盗窃更坏”“松坡新城的房地产投机者,韩国国税厅将终身管理”等具有压迫性的言论。
每当出现如今这般“言语的洪水”时,总会让人怀念一个人。那就是已故的前韩国银行总裁全哲焕。全哲焕前总裁是极为惜言的人。他不仅惜言,也惜文。若确有必要,他并不忌讳发言和写文章,但他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节制的美学。
担任央行总裁期间,面对记者们不断的诱导性提问,他毫不动摇,回答从原则立场上分毫不离。记者们憋闷之下,常常抱怨“是不是太过惜言了”。这时他便笑着说:“呵呵,有时讷辩胜过达辩。”
“言语洪水”中缺少体谅与真实
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前总裁不善言辞。他也喜欢论争。不过据说在论争中若无法认同对方的主张,他便以“你读过这本书吗”的提问来迂回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便在激烈论争之中,他也不忘对对方的礼貌与体谅。
若是缺少对他人的体谅或真实的能言善辩,那不过是辱骂或谎言。为了整个社会,也应避免这种能言善辩。“有时讷辩胜过达辩”这句话,恐怕再难找到比现在更令人切切入心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