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企业或国家有兴衰荣枯,经济社会现象也难免有变化与起伏。尤其在利害交织的事项上,一旦形成的关系并不会无限期延续,随着时间推移,敏感的均衡会不断受到威胁,并摸索新的均衡点。
人类社会或许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不断适应新环境并向前发展。比如劳资关系似乎也是如此。不必远看产业化与劳工运动历史悠久的发达国家,仅就国内过去数十年的劳资关系,也能看到编年式的变化。
劳资攻防中不信任加深
我国劳资关系中最具意义的一年,大概是1987年。以1986年的民主化宣言为起点,开发年代以来长期沉默的“劳动大爆发”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仿佛要一次性讨回开发年代被迫沉默的代价,劳动的能量如决堤之水般喷涌而出。
伴随政治民主化诉求,工会的“战斗性实利主义”扩散,雇佣保护、集体谈判、社会保障等为劳动者设立的制度装置大幅扩充。同时,劳动团体一举与企业和雇主并驾齐驱,跃升为最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韩国企业为躲避高工资而开始迁往中国、东南亚等地也正是这一时期。因此也有人指出,这是资本被劳动压制的时期。
然而,工会主导的“1987年体制”,因1997年骤然袭来的外汇危机而迎来新的转折。外汇危机不仅动摇了韩国经济,也对劳资关系提出了诸多变革要求。劳资关系的“1997年体制”由此开始。缺乏竞争力的韩国经济要想复苏,最紧迫的莫过于挤出泡沫的结构调整。
无法承受外汇危机冲击而倒下的众多不良企业和金融机构,其结构调整伴随着雇佣调整,即出现了大规模解雇局面。在有关劳动者能力的资料尚不充分的现实下,最便利的解雇标准就是年龄。大规模解雇并非依据易引发不满的能力与经验等标准,而是以年龄为准进行的。
这也是划一主义被视为“1987年体制”最大特征的原因。虽有工会的强烈抵抗与反弹,但仍无力阻挡以救济金融为先导的国际标准。如果说结构调整是为了效率的资本逻辑,那么1997年以后的十年,也可以解释为对1987年体制的反作用期。但劳总委员长跻身国务委员行列的劳资政委员会得以诞生,劳动团体地位大幅提升也是事实。
这样看来,短期内我国劳资关系经历了巨大变化。开发年代自不必说,是政府左右一切。而1987年体制的十年间,劳资关系的主导者无疑是劳动界。
接着,由外汇危机这一特殊状况形成的1997年体制的十年,大致可界定为对等劳资关系或劳资自律的试验期。重要的是,过度政治化主导的“1987年体制”和依赖划一主义的“1997年体制”,都不是理想的劳资关系。
确立先进关系是时代要求
如今正是活用过去作用与反作用的经验,构建先进劳资关系框架,即“2007年体制”的时候。俗话说十年江山都会变。一边高呼开启新时代,一边放任劳资双方都不满的劳资相关法律与制度,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若任由在竞争力调查中长年垫底的落后劳资关系不变,我国经济社会将无法向前迈出一步。然而,为确立新型劳资关系而制定的路线图,两年多来在国会甚至连审议都未能正常进行,一直被搁置。
对拖住我国经济后腿的落后制度视而不见,却谈论先进国家,是件可笑的事。为开启劳资关系的新时代,需要真正的领导力与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