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对策难以做到付出多少努力就取得多少成效,也没有能一举解决问题的特别处方,这正是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最大的苦恼。
自1990年代末外汇危机以来,政府每年投入约100亿韩元相关预算,但流浪者人数几乎没有减少的迹象,街头流浪者反而呈增加趋势。
若像过去军事政权那样强制收容流浪人员,逆风显然会非常猛烈;而若集中提升流浪者福利,则可预见流浪者反而增加的“副作用”,政府。
对地方自治团体而言,形同陷入两难。
即便如此,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的流浪者政策看来仍主要针对被纳入官方统计的街头流浪者和收容所流浪者。
截至7月底,街头流浪者与收容所流浪者共4422人,比去年同月的4366人在数字上减少56人,但据统计,自2001年1月达到6127人的高点后回落,2002年2月以后持续维持在4000多人的水平。
然而截至7月底,在街头生活的流浪者为1276人,创下相关统计编制以来的最高值。这是流浪者总数最多的2001年1月632人的两倍。
即便考虑到准确统计流浪者人数事实上不可能,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投入了巨额预算,结果却与当初期待完全相反,流浪者纷纷推开收容所或自立中心的门涌向街头。
首尔地区64处流浪者收容所中有10处因没有需求而停止运营,也反映了这一现实。
除街头流浪者增加之外,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面临的另一苦恼是,与过去所谓“IMF型流浪者”不同,如何解决大量沦为流浪人员的街头流浪者问题。
今年1月首尔站发生流浪者闹事事件后,首尔市曾提及强制保护的必要性,结果遭到市民团体强烈反对,因此看来对采取“过激手段”感到有压力。
原因在于,虽然承认相当多流浪者事实上与流浪人员没有太大差别,还患有各种疾病,需要另行对策,但若处理方式不当,可能陷入侵犯人权的争议。
然而若就此放任,又可能招致“只是袖手旁观”的批评,因此心情并不轻松。
首尔市流浪者对策组主任闵和英表示:“过去将流浪者归类为流浪人员强制收容,但1986年‘兄弟福利院禁闭事件’之后,政府放弃了强制收容”,“目前没有特别的办法”。
韩国保健福祉部事务官孙德秀表示:“政府也想提出根本性的流浪者对策,但不能不考虑预算和人力”,“除流浪者之外还有很多弱势群体,不可能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
对于流浪者问题短期内看不到解决迹象,专家批评称,迄今为止政府对策缺乏制度基础、目光短浅,必然暴露局限。
实际上,政府为流浪者建立制度依据,也是今年初韩国保健福祉部修订《流浪人员及流浪者保护设施设置·运营规则》才算事实上的首次。
外汇危机后出现的流浪者大多因一时经济状况所致,但在该规则修订之前,他们一直被与“在街头游荡、给市民带来危害和厌恶感的精神错乱者、酒精中毒者、乞丐、以乞讨为业者、残障重病者等”(1987年保健社会部训令第523号)所定义的流浪人员同等对待。
保健福祉部今年初迟迟修改相关规定,按“有无谋生手段”区分流浪人员与流浪者。即如果有自立意愿并在挣钱,就认定为流浪者而非流浪人员,并给予适当支援。
然而恰恰在首次为流浪者建立法律依据的今年,政府将流浪者相关业务选定为地方移交事业,大部分推给了地方自治团体。
这与美国的情况形成对比:美国在1980年代初之前将流浪者问题交由州政府负责,1987年以制定所谓《麦金尼法》(Mckinney Act)为契机,决定在联邦政府层面处理。
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府相关人士表示:“虽然有很多意见认为流浪者对策由中央政府负责更为妥当,但根据参与政府的地方分权化政策,也存在移交给地方的一面”,“由实际直接面对流浪者的地方自治团体承担该业务,会有提高效率的效果”。
这是要求地方自治团体积极掌握现场实情、提出切合实际的对策,但也有人指出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因为地方自治团体有可能把流浪者问题依赖民间团体而不进行妥善管理,而且如果各地方自治团体的处理方式不同,事态可能变得更加复杂纠结。
实际上,首尔江北区没有运营任何一处流浪者收容所。区厅对此表示,这是因为将流浪者全部安排返家或引导至流浪人员设施。
截至7月底,光州广域市和忠北显示街头流浪者一人也没有的保健福祉部统计,也与此不无关系。
首尔市流浪者对策组组长申钟汉表示:“无论政府还是地方自治团体都想解决流浪者问题,但除持续咨询之外没有高招”,“这在福利先进国家也一样,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首尔=联合新闻)特别策划采访组






